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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破格錄取了。，被錄取了。胡適對吳晗是非常賞識的，他曾一再對人說：“北大的考試製度太不合理，像吳晗這樣有才華的學生，竟因數學不及格而未被錄取，太可惜了”。我認識胡適也是吳晗介紹的。1932年春，我在北大經濟系還沒有畢業。一個偶然的機會，胡適看到我寫的一篇題為《抵制日貨史的考察與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文章，他大為欣賞。回北平後與吳晗談起，吳晗約我去看胡適，胡適就介紹我到陶孟和先生主持的社會調查所工作。但我對胡適的反動政治立場是深抱反感的，他在30年代發表了一系列的政論文章，主張日本帝國主義應該征服中國人民的心；又說，我們要再等50年才有資格抗日等等謬論，極為進步青年所不滿。而吳晗當時卻是胡適“讀書救國論”的崇拜者，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兩人的私人友誼。我在1932年北大畢業後，即在社會調查所做研究工作，自己租了一幢房子，與我母親、姐姐同住在一起（當時我尚未結婚）。吳晗每逢週六就到我家裡來度週末，有時陪我母親喝酒，或打小牌，我也經常去清華看他。他在清華讀書時期，已寫了許多文章，如《胡應麟年譜》、《〈*〉的著作時代及其社會背景》等，不但有相當高的水平，而且十分成熟，許多人都不會想到這出自一個大學生之手。當時清華大學教授對吳晗也另眼相看。我們兩人雖所從事的專業不同，他搞歷史，我搞經濟，但我們發表了著作以後，總互相贈閱。而且由於我們交誼密切，凡是吳晗的朋友，我沒有一個不認識的；反之，凡是我的朋友，也一定是吳晗的朋友。我們都對當時的政治不滿，但他仍埋頭於他的明史研究，沒有參加學生運動。老實說，那時候，吳晗還沒有接受*主義。。 最好的txt下載網
千家駒 緬懷吳晗同志（2）
吳晗的思想轉變是在昆明聯大教書時期。他目擊國民黨政府的腐化無能、*統治，感到十分憤慨。他由於是一個富有正義感的人，現實的教訓使他離開了象牙之塔，奔向革命的洪流。他一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義無反顧，勇往直前，無論是監牢或殺頭，都阻止不了他的前進。抗戰時期，我在廣西，顛沛流離於桂林、香港之間，而吳晗執教於西南聯大。我們雖然很少通訊，但都知道彼此的情況。許多朋友告訴我，吳晗參加了中國*同盟，成為昆明著名的*戰士。他寫文章、講演，痛斥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堅決地站在共產黨一邊，與聞一多、李公樸等共同戰鬥。我雖然沒有和他在一起，但我深刻了解他的為人、他的性格、他的疾惡如仇和剛強不屈的浙東山區人那種倔強性格。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是絕不會回頭的；他也深知道我，瞭解我，我們心心相印，這也許就是古人所說的“心有靈犀一點通”吧。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們在北平再次會面了。那是1949年的3月間，我剛從香港來到北平，吳晗也是從蔣管區間道來到解放區的，但他比我略早一些，我們都住在北京飯店。我們握手言歡，暢談往事。當時他主持北平民盟市支部兼在民盟中央秘書處工作，我也參加民盟中央的工作。我們除了同鄉同學之外，又增加了民盟的同志關係，我們經常往來。他當時還負責清華大學軍管會，他邀請我去清華教課，聘我為清華教授。我還介紹了王亞南同志任清華大學教授，亞南同志教了不到一年，*任命他為廈門大學校長，才離開了清華。
新中國成立以後的吳晗，再也不是抗戰以前埋頭讀書不問世事的了。但他對胡適還是敬仰的，書房裡掛著胡適贈給他的一副對聯，大意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之類的話。新中國成立後，吳晗被任命為北京市副市長，這完全是他所料不及的。他是一個史學家，是專心致志做學問的人，做官不是他的素志，也非他所願。他曾向毛主席、周總理表示過不願做官，仍想教書，以後黨的領導說服了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也被任命為中央私營企業管理局的副局長。從此我們都離開了教書的工作崗位，做起行政工作來了。但他除主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和北京市民盟工作以外，仍繼續搞他的明史研究，還主編了“中國歷史小叢書”，他的興趣顯然不是在做官而在學術工作上。我也繼續寫一點關於經濟方面的文章。老實說，我們都是書生，不是搞政治活動的人。
吳晗的書生氣，舉一例子就可以說明。1957年反右擴大化以後，許多知識分子不敢寫文章了，民盟成員也是如此。有一天（大概是1958年秋），吳晗和民盟的一些同志在頤和園聽鸝館聚餐，吳晗鼓勵大家繼續寫文章，不要有任何顧慮。當時有一位同志問他：“吳晗同志，你既然鼓勵大家大膽寫文章，你自己寫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