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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業政策的變化必然影響到鹽商。鹽商分為“邊商”與“內商”，“邊商”是在邊疆納糧換取鹽引的商人，“內商”是在內地納銀換鹽引或購買“邊商”的鹽引從事貿易的商人。“邊商”利用的是地理位置的優勢及“開中制”下對鹽引的控制。實行“折色制”以後，在鹽業貿易中，“邊商”的地理位置優勢沒用了，也無法控制鹽引。“內商”控制著兩淮的主要鹽場，資金雄厚，迅速發展起來，而“邊商”逐漸衰落。而且，由於揚州臨近兩淮鹽場，“內商”逐漸向揚州集中。揚州的鹽商包括徽商與晉商。晉商中，仍然經營鹽業的逐漸遷往揚州，其中著名的，如太原望族賈氏由“邊商”轉為“內商”，舉家遷往揚州；清初著名學者閆若琚的第七代先祖“業鹽策遷淮”；代州人楊繼美遷揚州後不僅商業做得大，而且頗有文化，被推為鹽商祭酒；臨汾的亢氏和大同薛氏都成為揚州著名的鹽商。
在“開中制”和“折色制”下，納糧或納銀換引無須什麼資格，任何人都可以從事。而且，為了防止官員腐敗，還規定禁止監臨官員、權勢之家、公、候、伯及四品以上文武百官本人及其家人、奴僕從事鹽業貿易。但早在宣德、正統年間，這項禁令就成了一紙空文。到成化年間，原來在被禁之列的官僚顯貴直接奏請皇帝取得鉅額鹽引，然後轉售給商人謀利，或由家人直接從事鹽業貿易。這樣，鹽業貿易名為放開，實際上被這些人壟斷了。
在“折色制”下，鹽引本身就是錢。這就激發政府和官員濫發鹽引，造面鹽的產量小於發出的鹽引的事實。明代中後期，已經納銀但尚未支鹽的鹽引約為 20 萬引。為了疏清舊引，政府把持有鹽引的商人劃分為 10 綱，每綱的鹽引皆為 20 萬引，以聖、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命名。每年對其中一綱的舊引支鹽，對其他九綱的新引支鹽，以 10 年為期，把舊引完全疏清。政府還按綱編造綱冊，登記商人姓名及持有的舊引數量。這種鹽業制度稱為“綱鹽制”。這種綱冊稱為“窩本”，入綱的商人領有“窩本”。綱冊上無名、沒有領到“窩本”者，沒有資格領取鹽引。綱冊上有名、領有“窩本”者，都是資本雄厚或有大官背景的大鹽商，這就形成了鹽業中的壟斷。這種壟斷為大鹽商帶來了鉅額利潤，這才有“金窩、銀窩不如引窩”之說。這些商人主要住在揚州，所以有“天下商人揚州最富”的說法。至於他們如何富有，如何過驕奢淫逸的日子，有興趣的讀者可以讀一讀清代文人李鬥寫的《揚州畫舫錄》。
從“開中制”到“折色制”（2）
鹽業貿易發生這種變動後，山西的大鹽商遷到揚州，剩下的已經無法以鹽業為主業了。但這種變化並沒有使晉商衰落，他們又找到了與北部各少數民族進行多元化貿易的機遇。
自古以來，山西人就與北部少數民族之間存在時斷時續、時高時低的物物交易。這種貿易的狀況完全取決於政府與這些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明政府與北部主要少數民族——蒙古人之間的關係是剪不斷，理還亂。明政府與蒙古人有對立的一面。蒙古人不時侵犯北部邊境地區，明政府當然要反擊。明英宗帶兵出征蒙古人被俘的“土木堡之變”正是這種矛盾衝突激化的結果。但明朝與蒙古之間又有內在的貿易需求。蒙古人需要明朝的各種生活用品，明朝也需要蒙古人的馬、牛、羊及皮毛。雙方的貿易一直沒有完全中斷，但受到相當大的限制。
隆慶四年（1570 年），明蒙關係出現了轉機。蒙古俺答汗之孫把那漢吉棄蒙降明。當時擔任宣大總督的王崇古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貢，通互市”的“朝貢八議”。王崇古和時任內閣大臣的張四維家族都是大商人，開放貿易當然對他們自己也有利。在晉商和這些官員的推動之下，王崇古的奏議得到內閣權臣高拱、張居正的大力支援。從隆慶五年（1571 年）到萬曆十五年（1587 年），明政府先後在長城沿線宣府的張家口、大同的守口堡、得勝堡、新平堡、山西的水泉營等地開設馬市 13 處。這就拉開了大規模北部邊疆貿易的序幕，也給了晉商一個新機會。
開始時，這些馬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