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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賬局多半停歇，市面頓形蕭條”。從事賬局的主要也是山西人。據統計，咸豐三年（1853 年）北京有 268 家賬局，其中由山西人開設的有 210 家，佔所有賬局的 80％ 以上，從業人員不下萬人。
由以上可以看出，在票號出現之前，晉商已經在金融業中處於執牛耳的地位。晉商的商業與金融業是互動的，商業帶動了金融業，金融業又促進了商業。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晉商越做越大，進入了全盛時期。
票號出現前的錢莊、賬局中已經有了以後票號的業務， 所以，由錢莊、賬局到票號是一種必然的發展。山西人在這些金融活動中積累了大量的資本，也湧現出了許多人才。從這一點上看，票號出現在山西，由晉商首創，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既然山西有“祖父的祖父”，出現現代銀行的“祖父”就不足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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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遙，別忘了日升昌（1）
日升昌開創了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票號業，演繹了一段至今令後人仰慕的輝煌歷史，把晉商推上了事業的頂峰。
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平遙古城，有許多地方令人流連忘返。那至今壯觀的古城牆，別具異彩的八卦街，路旁明清風格的店鋪，明清的縣衙門，城中的金井樓……都會使你彷彿置身於歷史的長河之中。但無論這些美景如何吸引你，也無論你的行程多麼匆忙，千萬別忘了去日升昌。這裡是晉商票號的起點，中國票號博物館也設在這裡。要了解中國歷史上的金融業，這裡是必去之地。
日升昌座落在平遙城內西大街路北。它的門臉並不大，也沒有今日銀行的那種輝煌與霸氣。甚至與遍及平遙城內的店鋪相比，它也沒有什麼顯著的特色。但就是這麼個並不起眼的地方， 卻開創了在中國歷史上有重要意義的票號業，演繹了一段至今令後人仰慕的輝煌歷史，把晉商推上了事業的頂峰。如今，票號早已煙消雲散，但人們會永遠懷念這位現代銀行的“鄉下祖父”。
站在日升昌的門前，我們會想到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家票號會是這家日升昌？這是上帝擲骰子的偶然結果呢？還是有其必然性？
日升昌原來是西裕成顏料鋪，其東家姓李。山西曆來有發達的絲綢與棉布業，相應地，也就有了為之服務的顏料業。在發達的平遙顏料業中，西裕成是龍頭老大。如果沒有雷履泰，西裕成也許仍然做它的顏料業，不會改為日升昌，並進入一個它從未涉足過的新行業。雷履泰在西裕成工作是一種偶然，西裕成改為日升昌，由顏料業進入票號業當時也只是雷履泰的靈機一動。 這一切，的確有一些偶然性。
雷履泰當年是西裕成的大掌櫃。東家李大全喜好交際，樂於助人，為人慷慨而不拘小節。那年月，儘管也有錢莊發行過錢票，但使用範圍極為有限。商人經商，資金調動全靠鏢局用小車運送，鏢師保駕。運送銀兩的安全不僅靠鏢師的武藝高強，還要靠鏢局和鏢師在黑白兩道上廣泛的人脈關係。本地結幫成夥的強盜不搶鏢局的鏢車，這是“盜亦有道”。
不過，某些本質上與盜匪相同的農民起義並不講這些“道”。在他們看來，一切錢財都是不義之財，他們替天行道就是有錢必搶。在乾隆後期，社會動盪，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不斷，白蓮教就是橫行於北方的義軍。平遙許多在外經商的商人擔心安全，就讓李大全幫他們把銀子送回家鄉。西裕成在各地的分號和總號之間常有資金調動，李大全就讓這些商人朋友把銀子就近留在分號，由他或分號掌櫃們寫個條子回平遙總號取銀子。
在東家李大全看來，這是廣交朋友、助人為樂，但雷履泰從中看到了商機。既然有這麼多人要用這種方法來排程資金，為什麼不把它作為一種買賣，透過匯兌銀子來賺錢呢？他的建議得到東家的支援。在雷履泰、毛鴻和程大培的精心策劃下，決定把西裕成顏料鋪改為日升昌票號。票號採用股份制，股銀為 30 萬兩，每股一萬兩，共 30 股，身股也為 30 股，同股同紅。道光三年（1823 年），日升昌在喜慶的氣氛中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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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平遙，別忘了日升昌（2）
從這個過程來看，日升昌的建立的確有某種偶然性。如果雷履泰不在西裕成當大掌櫃，如果李大全生性刻薄，不願幫別人運銀子，或者滿足於當顏料業龍頭老大，不聽雷履泰的建議，那麼，票號的歷史就要改寫。第一家票號也許是在平遙的其他商號，或者同樣有經商傳統而又富裕的祁縣或太谷。當這些“如果”沒有發生時，第一家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