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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樣來作弄人嗎？
會上發言的除了幾個事先做好準備的“積極分子”，兩位平時友好的同學也站起來湊熱鬧，連小東也講了幾句難聽的話，彷彿大家都在趕時髦。只有一位同學替我說句公道話：“我認為不能把海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席不是說過，允許人家犯錯誤，也允許改正錯誤嗎？校長不是也說過‘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嗎？”
我開始後悔，為什麼團“宣委”一點名，自己就站起來說了，要是上午不來學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會上有時沉默無聲，原來是沒有靶子。同學們早就從社會上看到說逆話的下場，有的雖然也發言，都是些雞毛蒜皮無傷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長再三告誡自己的子女：“不許你在學校胡說八道，參加什麼‘大鳴大放大辯論’，那都是騙人的。”幾個原先寫過不少大字報的同學，後來也一反過去，成為批判別人的“積極分子”，以此將功贖罪。偏偏我太認真，不敢承認自己其實是太幼稚太傻了。難道我寫的大字報還嫌少嗎？要是這樣的行動值得稱讚，學校早把我當積極分子使用，而不是成為眾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顯出一些人的“覺悟”來，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階梯。我感到心裡亂得很，可潑出去的水是怎麼也收不來了。
1月23日召開一次全校性的“辯論會”，名為辯論，卻是公開批判幾位同學的“反動言論”。說他們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氣”，“同穿一條褲子”，“妄想蔣介石*”等等。還把那幾位同學祖宗三代、親朋九族的汙點都挖出來。我想，資產階級看不慣無產階級的東西，往往表現出蔑視、嘲笑，以顯示自己的高貴。而無產階級看不慣資產階級的時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乾脆就訓斥和批判，在權力所及的地方，是壓迫和打擊，企圖透過鬥爭把它改造成無產階級所喜歡的。大概資產階級注重“感情”，無產階級則講究“態度”。
我不由得渾身顫抖，彷彿自己也是個罪人。可我實在想不通，大家出於聽話才寫了大字報，校長不也說過，“同樣一句話，‘右派’分子說的跟我們同學講的有本質上的差別。”並一再強調不捉“右派”。有些同學在大字報上雖然用了一些不恰當的詞句，什麼“史無前例”，“殘酷暴君”，“苛捐雜稅”等等。無非為了使大字報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學的注意，如究其內容往往十分貧乏。一位同學曾說：“我是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殺人魔王’這樣的標題。”並非要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純粹想“出風頭”。對這樣的錯誤，應該從學生容易“脫離實際”，犯“主觀片面”，“個人主義”等方面去批評教育。硬搬用社會上對待階級敵人的一套辦法，套用“階級報復”，“妄想復辟”等上綱上線來聯絡，將大大傷害同學的自尊心和積極性。
一個人犯錯誤，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於一時糊塗，就應該抱治病救人的態度。對這次寫大字報還應該說，“錯誤嗎？我們也得負責一半。”革命導師列寧在教育身邊的同事總用旁敲側擊的辦法，有時反而鼓勵你，把你當好同志看待，卻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評還難受的打擊。然而，我們許多人不肯這樣，他們老想教訓人，否定別人的優點，這種人怎麼會成為一個教育家？也許總想打擊別人的人，最需求權力。而渴望權力，又意味著總是要不滿意別人，才能唯我獨尊。
校長最後做了總結：“大家不要誤會今天是要捉‘右派’。剛才有些話可能說重了點，但不要從詞句上去追究，應該從階級感情方面去考慮。”
這真是豈有此理！叫別人不要追究詞句，他們卻這樣在做。當初如果不是校長使勁啟發鼓動，同學們會平白無故去寫那些大字報嗎？會想出那麼多惡毒刻薄的話來嗎？也許有人會說，這跟那些人的思想有關。那麼學生不是在學校的教育下嗎？如果錯了，該由誰來負責呢？難道校長是故意唆使人幹壞事，而後自己溜去叫警察，還說是出於“好心”的嗎？學校的教育職能是將錯誤化有為無，還是無中生有，故意設計陷阱，網羅學生，再來達到所謂的“教育” ？（待續） 。。
二、人生轉折——一場運動（6）
我不認為自己寫的大字報都是錯的，沒有根據的，有的還完全正確。但是我本人確實有不少缺點，缺乏生活經驗，不懂得用階級觀點來分析問題，又容易輕信，過分好強。這些跟我個人的修養有關，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如果能幫我改變這些不足，我將十分歡迎。我開始冷靜下來，不再去計較那些無理的指責和缺乏實事求是的批評。與此同時我也看到幾位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