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公民權與國家(1949-2009的湘西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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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傳統國家向現代國家的轉型，經歷了驚心動魄的革命和慘絕人寰的內亂。以農民為主體的1949年革命，實質上是一次新型的農民革命。革命的勝利使農民獲得了新的政治解放，農民空前衝破了傳統族權、神權和夫權的束縛，歷史性地擺脫了傳統小共同體的宰割。但與此同時，農民卻陷入了高度集權的體制性束縛之中。林尚立指出，1949年後中國的國家權力全面滲透到到社會生產生活之中，這樣，〃在政治上獲得解放的社會，很快又在體制上被國家所吞食〃。參見林尚立等著：《制度創新與國家成長——中國的探索》，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頁。新政權在動員農民擺脫傳統小共同體束縛的同時，卻大大強化了農民對大共同體即對國家的嚴重依賴。特別是在人民公社時期，農民遭遇了有史以來無與倫比的國家權力的強力支配。農民的土地私有產權被廢除，共和國憲法明文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自由，在計劃經濟體制中被消解。1950年代，國家推行的農業集體化和構建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使農民在職業上喪失了土地私有產權，在身份上被降為二等公民的地位。億萬農民和整個國家為此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包括1959…1961年大饑荒所造成的數千萬農民的非正常死亡。農民革命的勝利與農民命運的多舛，不禁使人追問：為什麼農民革命並沒有解決農民問題？為什麼大多出身於農民家庭的共和國元勳卻創設了限制和歧視農民的城鄉二元體制？顯然，我們絲毫不能假設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元勳們沒有基本的農民情懷。恰恰相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新政權的建立者大多出身於農民家庭，他們對農民的深情關切，給人印象深刻。毛澤東就被認為是〃代表農民說話的〃參見［美］莫里斯·邁斯納著：《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張寧、陳銘康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16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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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國有道，非激情所能為之。《淮南子》雲：〃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淮南子·汜論訓》。老子說的〃治大國若烹小鮮〃《老子·六十章》。似過於哲學化了，但他提倡〃為無為則無不治〃《老子·三章》。的無為政治思想，則體現了對濫用民力、橫徵暴斂的國家權力的防範，與西方自由主義防範國家權力的觀念是相通的。1950年代中國農村的強制集體化運動以及1990年代農村一些地方〃逼民致富〃的舉措所釀成的苦果，似乎可以看作是背離〃無為政治〃的典型案例。西漢初期，帝國秉承黃老〃無為而治〃的政治理念，實行〃休養生息〃，使民得其利，國亦增其強，開創了頗為史家稱頌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盛世——〃文景之治〃。漢文帝（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在位）十二年宣佈免收當年田租之半，即實行三十稅一；次年6月下詔免收天下田租，即全部免徵農業稅，直至景帝（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在位）前元二年才以三十稅一復收田租至西漢末。《漢書》。漢文帝和景帝在全國免徵農業稅持續時間長達10餘年，成為中國兩千多年皇權社會中改善民生的奇蹟。

需要申明的是，在現代，〃無為而治〃的政治觀念在排除國家權力濫用的同時，也極有可能推卸國家的公共服務之責。對這一點，美國的全球通史專家斯塔夫裡阿諾斯注意到了：〃中國有句諺言說，治理國家猶如煮一條小魚：不宜過分。因而，在現代世界中被認為理所當然的那些為社會服務的職責，中國曆代政府均不承擔更確切地說，中國政府的主要作用在於徵收捐稅、保衛國家免遭外來進攻和鞏固王朝不受內部顛覆。〃［美］斯塔夫裡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吳象嬰、梁赤民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91頁。在當代，如何區分和界定國家權力的〃無為〃與〃有為〃領域，如何在限制國家權力的同時提高國家能力，如何謀求國家專斷性權力與基礎性權力的均衡，是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不可迴避的時代課題。

農民基於飢餓邏輯而自發興起的包產到戶，經過多次沉浮終成正果。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強制集體化所造成的糧食短缺與飢餓威脅一舉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人們有理由深思：土地還是那塊土地，農民還是那些農民，為何體制不同兩重天？1970年代末以來，糾正政府失靈的市場化改革，開始衝破全能主義對個人身心的重重束縛，農民獲得了空前的生產自主和選擇自由，蘊藏於每個人心靈深處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了巨大的釋放。但隨著改革的推進，市場失靈問題日益凸顯。同時，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在市場化改革中發生了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