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著名作家

第24部分 (第2/4頁)

一些鄉村俚語呢？

孫：我在作品中流露出一些鄉村俚語，我自己並不自覺，它可能只是身體的產物。我生長在那樣的土壤中，自然也就長出那樣的語言。我這麼說，並不是說我不注重地域文化在作品的體現，不是。我只是說，在這樣的表現中，我並不依賴於人物口語這種方式，而是著意挖掘遼南鄉村這獨特的地域文化帶給人們的情感方式、思維方式以及道德觀價值觀的影響，著意挖掘這種影響產生在人物內心裡的衝突和性格里的衝突。而在我看來，只要關注人，關注人的心靈，也就關注了人類最普遍的人性。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孫惠芬（8）

張：您的大部分作品中都沒有渲染*的過程，只有在《歇馬山莊》中，開頭就對月月和國軍這對青年的*進行了淋漓盡致的描寫，文中還有對其他幾對農村青年的*過程的詳盡描寫，至少到目前為止，在您的作品中簡直是空前，是什麼使您發生了這麼大的變化呢？您在描寫時的尺度是什麼？

孫：我覺得我尊重了生命的需要。我曾在一篇訪談裡說過，性，在我看來它和愛一樣，是至高無上的，即使它有時候和愛分離。在我所熟悉的精神生活相對貧乏的鄉村，性比愛更能支撐男人們過日子的信念，也包括一些覺醒了的女人。我一直有一個感覺，在對*和身體的認識上，鄉村人未必就落後於城市人，農民未必就落後於知識分子。一些知識分子在把愛看成是至高無上的精神生活的時候，往往放低了性的地位，這對生命是一種不負責任，或者說是一種虛偽。鄉村人可能從不知道對生命負責任，但他們最少虛偽。也許，是一直以來這種想法鼓脹著我，到寫第一部長篇，覺得終於有了一個時機，於是就寫得　很恣肆。至於如何把握分寸，我沒有多想，只是尊重作品的需要，人物的需要，尊重當時的創作直覺。

張：是的，作家在作品之外想得太多顧慮太多對創作來說未必是好事。您的長篇小說《上塘書》曾引起文壇的爭論，它與傳統的鄉村題材小說以人物和故事為主線不同，是以“上塘的地理”、“上塘的政治”、“上塘的婚姻”和“上塘的歷史”等類似“地方誌”的模式結構全篇的，在得到好評的同時，也有批評家認為您的這種寫法偏離了小說的品格，您自己一定有自己的想法和意圖，您能在這裡談一下嗎？

孫：我從來沒有寫地方誌的意思，那樣的形式是借鑑了毛澤東《湖南農*動調查報告》中的“尋塢調查”。所謂地理、交通這樣的小標題，只不過想從調查入手，為進入找到一個恰切的方式。多年來，在擁有了在大城市與鄉村之間遊走的經歷之後，我發現我心目中的鄉村與外部世界有著本質性上的相同，於是就相信一定有一種形式能夠打通鄉村與外部的通道，在這篇小說之前的所有小說，我寫的都是人在城鄉之間的困惑和紛爭，只有這篇例外。讓一個鄉村整體出現在小說裡，困惑和紛爭只是一個個區域性，而把這些區域性聯合起來，目的是讓它對應著一個更大的整體，建立與外面世界本質性的聯絡。很多人關心的是小說的形式，但對我來說，這裡的內容更重要，那是上塘獨有的精神世界，是一個形而上的世界，是外部生活的逆向延伸。而這裡的每一個人物，每一條道，每一個儀式，無不與外面世界的意義發生聯絡。我從不認為這部小說偏離了小說的品質，小說無定法，不只是傳統的講故事的小說才是唯一的小說。我講了一個地方的故事也照樣是一個故事。誤讀總是可能的。誤讀也不是壞事。

張：是的，其實一個地方的故事講的仍然是人的故事。您在2000年發表了《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這部中篇。雖然很多評論家都把您的作品納入女性主義文學的研究視角，但您真正探討女權意識的作品其實並不多。說《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是表現女性姐妹情誼的實現與失敗的一部作品，您不會反對吧？但它還不是很明確。但是在《女人林芬和女人小米》中，您描寫了兩個女人在男性社會中所遭遇的不幸和她們對彼此的依賴與扶持，以及最後卻不得不終結的友誼，小說中的人物對“男性社會”和“男性霸權”表示了強烈失望和不滿，並對其進行猛烈地抨擊，“女人的辦法，都是被男人逼出來的”，“不要相信男人，一定不要”，“不是壞男人都叫我們碰上，而是天下男人差不多都一個德性”，等等，這在您的作品中是極其少見的，您主觀上有過明確的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識嗎？

孫惠芬（9）

孫：我不知道“女性主義”包含了怎樣的內涵，我在寫作時只考慮揭示人性。友誼形成有形成友誼的土壤，當土質發生變化，友誼自然要考驗、挑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