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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笑容消失了，嘴角咧了咧，額頭皺紋又連成一片。他說：“我想是回不去了。有些事，別人是無法理解的，不是不想回去，是回不去，有人替你付路費也不能回去。”
我不解，問為什麼？他嘆口氣說：“……道理很簡單，你們在外面混了幾十年，有人混出模樣，有頭有臉地回去，那是展覽人生，衣錦還鄉，是考中狀元，榮歸故里，是光宗耀祖的事情。如果你混得豬狗不如，一副落魄慘相，有什麼臉面回去呢？還不如悄悄在你那狗窩裡待著。我常常怕想這件事，一想起就心疼，像刀子在割。不回去不肖，回去更不肖，鮮花從來為成功者而開放，這不是勢利，是社會準則，是千古不變的硬道理。”
我突然明白，在金三角，許多老知青至今沒有回過故鄉，沒有見過日思夜想的親人。不是關山阻隔，也不是意識形態和國界的作用，而是在他們心中，或者說這個古老民族的心中，有許多障礙阻擋了他們的腳步。人心難逾啊！
後來我與老段遂成很好的朋友，常有書信往來。
許多年前，在我曾經考察過的美斯樂國民黨殘軍總部，在那片遮天蔽日的樹林深處，每年都要例行三、五軍聯席會議。隨著與臺灣關係疏遠，兩支兄弟隊伍已經分道揚鏢，就像兩個分家的兄弟。這次李文煥帶來一大摞過期的《人民日報》、《解放軍報》，還有各種傳單和紅標頭檔案，這是情報人員在大陸邊境搞來的珍貴情報。李文煥坐下來就說：“大陸鬧‘文化大革命’，越鬧越邪門，連國家主席都打倒了，那些元帥將軍部長省長都挨鬥爭。到處打派仗，搞武鬥，工廠停工，鐵路中斷，學生下放農村。我真搞不懂，毛澤東是怎麼想的？江山坐膩了？……要是早十年這樣鬧一鬧，我們的日子也不至於這樣難過。”
段希文笑道：“要是依李軍長所言，再提早十年國共戰爭也不用打了，他們自己在延安就搞垮了。”
李文煥感慨說：“真是此一時彼一時，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你看那些位極人臣的大將軍大元帥，遠的不說，就是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在蒙自元江打敗我們的那些共軍將領，哪一個又有好下場？他們決然想不到，不是我們在戰場上打敗他們，而是他們自己搞垮自己。”
段希文問：“莫非李軍長還想光復昆明？”
李文煥連忙搖頭說：“臺灣報紙說，照此下去要不了幾年，共產黨不打自垮，光復大陸只是遲早的事。我看他們大概忘記了，共產黨還有五百萬正規軍和一千二百萬民兵。謝天謝地，我倒不想做這種美夢，我那點人馬，還不夠共軍打牙祭……不過共產黨內訌，我們的日子會好過些。”
大家扯了一會兒閒話，話題都離不開大陸形勢。雖然國民黨殘軍流浪金三角，為生存而戰，但是無論大陸還是臺灣的一舉一動還是牽扯他們的神經。段希文暗自嘆口氣，他前妻和兒女都在昆明，隔絕二十年了，不知道她們處境怎麼樣？
會議中途，錢運周低聲向段希文報告，有一個從雲南邊境來的下放學生，名字叫段學明，口口聲聲自稱總指揮侄兒，一定要面見總指揮。
段希文在腦子裡飛快地搜尋一陣，印象中竟沒有一個叫段學明的侄兒，可是他抗戰前就離開家鄉，屈指算來已經三十多年，段姓在宜良是名門旺族，他不敢肯定自己有沒有這樣一個侄兒。於是他小聲吩咐：“帶他來見我。”
這是個面容瘦削的青年，只有十八九歲樣子，個子不高，背卻有些駝，穿一件藍布中山裝，那雙不安的眼睛裡，閃動著期待和驚恐的光。青年聽說面前這個矮個子男人就是總指揮，立刻很激動地抽噎起來，啞著嗓子連叫幾聲“大表叔”。
他們費了好大勁才把彼此的本家和家族關係理清楚，青年的父親是段希文姑姑的外侄，也姓段，但不是本家，也算沾著親戚。大陸兵敗之後，這是第一次有親戚千里迢迢闖過國境來投奔他，這使他多少感到有些激動。侄兒在昆明念中學，對宜良段家的事知之不多，這又使他感到有些失望。他說：“你好好地在昆明唸書，到邊疆來幹什麼？”
侄兒恭敬地回答：“毛主席發表指示，全國大中學生都要上山下鄉，到農村當知青，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段希文疑惑地問：“不念書了？”
侄兒訴苦說：“不念了，當一輩子農民。都覺得沒有前途，灰心得很，所以我才跑過來找您家。”
段希文突然心中一動，彷彿聽到一個喜訊，心中閃亮起來。他吩咐副官帶侄兒去休息，自己回去開會。將領都在等他做指示，但是總指揮沒有例行公事，而是先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