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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匠活做一樣。
黃鑫龍這樣做當然對集團公司有利,但是對邊防局不利,因為邊防局把地交給新天地集團了,並且被新天地集團圍起來了,到處在開工,到處是工地,卻始終也見不到按合同兌現的房產。剛開始,這些保衛邊防的人民衛士對日新月異的經濟活動方式不懂,沒有明白是怎麼回事,被黃鑫龍唬住了,可後來有一陣子國家允許部隊系統和公安系統辦公司,許多部隊都成立了專門的企業局,部隊企業局的領導不抓軍事,專抓經濟,很快從外行變成了內行,發現了其中的毛膩,就對集團公司的做法有意見,對黃鑫龍本人有意見。於是,那天黃鑫龍來向邊防局有關領導拜年的時候,支隊長就對他沒有好臉色,說話也不夠客氣,搞得黃鑫龍一個上市公司的大老闆多少有些下不來臺。而吳曉春就是在這個時候第一次張口喊黃鑫龍“主席”的。
其實,吳曉春早就想喊黃鑫龍主席,但一直沒有機會,平常連單獨與黃鑫龍見面的機會都沒有,哪裡能有機會喊“主席”?這次機會,當然是等來的,但更是吳曉春努力爭取來的。
首先,吳曉春留在深圳過年。他知道黃鑫龍在深圳過年,而且知道集團總部大部分員工都回內地過年,比如李惟誠就帶著全家迴天津過年了,這樣,留在深圳的吳曉春與黃鑫龍單獨見面的可能性就大增。其次,他儘量多值班,只有多值班,才能進一步增大與黃鑫龍單獨見面的機會,因為吳曉春相信,春節期間老闆肯定要來公司看望值班人員的。第三,一旦獲得與黃鑫龍單獨見面的機會,他就一定要有所作為,目的只有一個,引起黃鑫龍的注意,給黃鑫龍留下深刻印象,最好還能留下活釦,使下次單獨見老闆還有理由。為達此目的,吳曉春設想了好幾種可能性,並針對各種可能發生的情景做相應的反應。稱黃鑫龍主席就是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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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25)
吳曉春認為黃鑫龍本來就是“主席”,集團公司董事局主席嘛。他不明白為什麼別人不喊黃鑫龍主席,而喊黃鑫龍老闆,而現在連公司門口開報攤的都可以稱“老闆”,喊黃鑫龍老闆不是對他的一種貶低嗎?吳曉春將心比心,相信黃鑫龍也一定希望別人喊他主席,而不希望被人稱做老闆,只不過他自己不好意思這麼說罷了。
吳曉春做這樣的判斷也不是想當然。透過仔細觀察,他已經看出黃鑫龍腦子裡有帝王思想,別的不說,單說黃鑫龍的大班臺上,插著一對小旗子,一面是國旗,另一面是黨旗,他黃鑫龍連黨員都不是,桌子上插黨旗是什麼意思?不用說,一定是拜會黨政領導的時候看見別人是這麼做的,他也學著做。吳曉春由此判斷,雖然新天地公司是一個公眾股佔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上市公司,企業的性質與國營扯不上關係,但黃鑫龍骨子裡還是希望自己和同等規模的國營大型企業領導享受同樣的政治待遇。說白了,還是希望自己也是“官”,最好還是大官。在這種情況下,被部下稱為“主席”不是比稱做“老闆”更受用嗎?
吳曉春還聯想到自己的一個同學,曾經是國家航空總局的一名副處長,一直對自己處長前面的“副”字耿耿於懷,但做了很多努力也沒有把“副”字去掉,後來,逮到一個機會到某邊遠省份組建一家航空公司,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公司下屬的各部門全部都叫處,這樣,每次對“處長”們訓話的時候,都能找到自己作為“司局級”領導的感覺。吳曉春因此認為,帝王思想和官本位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在許多中國人大腦裡是根深蒂固的,一旦有機會,就會開花結果。黃鑫龍剛剛擔任公司負責人的時候,還不具備開花結果的條件,現在有這個條件了,不讓綻放肯定難受。所以,吳曉春相信由他帶頭改變對黃鑫龍的稱呼,一定能引起黃鑫龍的注意和好感。
那天本來是沒有這個機會的。不錯,自從黃鑫龍成了“主席”之後,不知道是從安全考慮還是從派頭考慮,從來不單獨出門,每次外出,一定前呼後擁,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加入呼擁行列的,比如吳曉春,就從來沒有這樣的機會。像這樣黃鑫龍到邊防局搞團拜,集團公司辦公室下面有專門的公關部,由公關部負責與對方聯絡,並派遣俊男靚女前呼後擁一同前往,假如黃鑫龍覺得這些俊男靚女分量不夠,需要帶上幾個年紀大一些的級別高一些的,那也通常是總裁副總裁或李惟誠這樣級別的高管陪同前往,而絕對不會輪到吳曉春頭上。事實上,那天吳曉春也確實沒有資格跟隨黃鑫龍一起去,而是繼續留在集團總部值班。但是,黃鑫龍一行剛剛走,吳曉春就接到一個電話,說分管工業的副市長可能要來公司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