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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因此也取得足夠多成果。
—按職能制組織的公司被改造成按產品、品牌或市場執行的組織，希望馬上見到奇效，結果卻換來了責任不清、士氣低落、混亂、內訌和損失，最後又只好恢復原來的職能制，但情況更是變本加厲。
—公司試圖透過創造一些複雜和非常高效的產品或服務“服務”好客戶，可是買主或者不願冒太大的風險，或者學不會如何使用它們——就像為沒有學會使用鐵鍬的人開發蒸汽挖土機。這個問題經常出現在所謂的服務行業（金融服務、保險、計算機服務等），在美國公司向欠發達國家銷售產品時也屢見不鮮。
《營銷短視症》一文原本就沒打算分析，也不是想要開藥方，而是希望成為一則宣言。它沒有惺惺作態，採取一種四平八穩的立場。它也沒有提出什麼新觀念——彼得·德魯克（Peter F。 Drucker）、約翰·麥基特里克（John B。 McKitterick）、羅·阿爾德森（Wroe Alderson）、約翰·霍華德（John Howard）和尼爾·博登（Neil Borden）都對“營銷觀念”做過更具獨創性、更加周全的論述。但是，我這篇文章把市場營銷與公司政策的內部執行機制更加緊密地結合了起來。德魯克的著作給了我很大的啟發，特別是他的《公司的概念》和《管理實踐》這兩本書。
所以，我的貢獻僅僅在於找到了一種簡單明瞭而又實用的方法，向大家介紹了一種已經存在的思想。我用了一種直截了當但又負責任的敘述方式，因為我知道沒有幾個讀者（他們就是我寫文章時的客戶），特別是沒有幾個管理者和領導者，能夠容忍我含糊其詞或者猶豫不決。我也清楚，輕鬆有趣的斷言比拐彎抹角的推理更有助於傳達思想。
可是，一種早就存在而且實際上如此簡單的思想，為什麼還會如此大受歡迎呢？為什麼它會吸引全世界那麼多習慣於周全而又深入思考的人，包括不苟言笑的學者、沉著冷靜的管理者，還有政府高官等等？是不是用一些具體的事例，再稍微帶一些文采，就比那些充斥著分析推理、讀起來像是德語譯文那樣拗口的文章更有助於傳達思想呢？是不是無論聽眾是什麼人，富有煽動性的斷言，總比拘謹而又四平八穩的解釋更加讓人印象深刻和更具說服力呢？是不是資訊的特性資訊的內容同等重要呢？或者說，我這篇文章並不是一支簡單的新曲調，而是一篇雄壯的交響曲？我不知道。
當然，出於我的初衷，即使讓我再寫一次，我還是會採用同樣的方式，雖然我在這個方面有了更多的瞭解——好的和壞的；事實的力量和言辭的侷限性。畢竟，如果你的使命是登上月球，你就不會想著用一輛汽車。最後，我也許可以向唐·馬奎斯（Don marquis）筆下的螳螂阿乞（Archy）尋找一絲安慰：“思想不對相信它的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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