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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作為同性戀者的身分與我可以有權擁有的其他身分同樣都是基本的。作一個同性戀者與我的職業、我的階級或我的種族相比是更根本的方面。”另一位說：“知道我自己是女同性戀者就改變了我看、我聽和感知整個世界的方式。我開始懂得了我一生中以前一直沒有注意的許多感覺與反應。”（轉引自韋克斯，第281頁）福柯有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他揭示了古希臘人與現代人一種完全不同的看問題方法，現代人看重的是，一個人的性傾向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也就是性物件的性別和性活動的性別性質；而古希臘的人看重的是性活動質量的高尚與低下。“他們認為，對值得渴慕的任何事物（不管是少男還是少女）的依戀都出於同一種慾望，只不過較為崇高的慾望傾向於較為美麗、體面的事物。”（福柯，第359頁）弗洛伊德也表達過類似的思想，他曾說過：“古代與現代情慾生活的差別裡最驚人的是：古人看重本能本身，而我們太強調物件的重要性。古人視本能為萬有之源，甚至不惜因而提升低階的性物件；我們則蔑視本能的活動本身，只有面對美好的物件時我們才能縱容其活動。”（弗洛伊德，第51頁）近年來，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日趨公開、活躍，女同性戀分離主義（lesbian separationism）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她們提出“多元”（diversity）口號作為對“變態”（perversity）這一指責的回應。她們說，“我們已經超越了要求隱私權的階段，甚至超越了開辦女同性戀酒吧、實業和專案的階段，達到了要求開展廣泛的公開討論的階段。”（Barret t，95）早在50年代，一小群女同性戀者在迪爾。馬丁（DelMartin）和菲麗絲。
里昂（Phyuis LyOn）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女同性戀組織，取名為“比利蒂斯的女兒”，這個名字來源於由薩福一首詩改寫的Se情詩。目前在美國約有600個同性戀者的組織，有大量的出版物。她們經常舉行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活躍在各類傳媒上；選舉能代表同性戀利益的地方議員和行政長官；爭取法律上對同性戀婚姻的認可。
80年代，在美軍中，女兵將近15萬人，有大量的女同性戀者無意中在那裡得以聚集。她們當中有許多人在平民生活中是難以相遇的。無怪乎有人說，曾經不敢道出自己姓名的愛已經變得滔滔不絕了。（韋克斯，第25頁）在西方，有很多人將女權主義與女同性戀聯絡在一起，可是有的女同性戀者認為她們的文化被女權主義重新解釋了。她們認為，“女同性戀是實踐而女權主義是理論”的口號不失為一個好的動員令，但它卻歪曲了女同性戀的歷史。她們批評保守派，認為她們反對和壓制了一切有關性、性別、種族和階級的嚴肅討論。她們認為，性別主義是一切壓迫的根源，而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是對男性霸權的威脅，女同性戀者必須組織起自己的運動以反對男性霸權。女同性戀女權主義猛烈抨擊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和攻擊性性行為。她們還認為，母性是女性的優點，而不是女性的弱點。
她們反對異性戀霸權，即那種以為只有異性戀才屬正常範疇的偏見。
文化女權主義也可以被視作一種分離主義的女權主義。文化女權主義的基本觀點是：女性的特質是人類行為的最佳價值和正面價值；它強調有獨立存在的女性文化，它是建立在女性特徵的基礎之上的。文化女權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龐克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有一個簡單明瞭但相當激烈的觀點：“女人的利益在於反對異性戀”。（Campbell，25）文化女權主義所主張的解放婦女的戰略包括建立婦女文化，從而使男女兩性隔離。分離主義女權主義招致不少批評，它被批評為仇男傾向和翻轉過來的性別歧視。由於分離主義主張從男性定義的體制、關係和角色活動中完全分離出來，還被批評為帶有很重的烏托邦色彩。
第二十六章 停經與更年期
有一種說法，認為月經初潮和停經是女性一生的兩大關口。在第一個關口，女性從兒童期進入青春期；在第二個關口，她走向生命的晚期。因此，停經在女性的生命週期中具有重大的意義。
一位兒子自殺死去的離婚女性說：“我50歲時，一下就過了更年期了。就從我兒子死去的那個月，我就不來例假了。如果不是我身體底子好，我肯定會瘋。
有幾次我在公共汽車上不知道下車，自己走路老走丟。有一次我從西單走到大北窯才知道找車上車。有幾次心跳特別厲害。我去醫院，大夫說你這是更年期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