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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但強調能為我用，畢竟是對其普適性的初步承認。聲光電化、天文歷算這類知識從“西學”到“科學”的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近代中國最終承認這是一種普適性知識體系。現在，科學更是被提高到“科教興國”的高度。中外歷史表明，國之興衰、社會發展之快慢，與對這種普適性知識接受的難易確實大有關係。
蟲工木橋◇。◇歡◇迎訪◇問◇
第5節：晚清的兩次“行政改革”（1）
晚清的兩次“行政改革”
政治體制是治理國家的基本制度，當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狀況發生根本性變化時，政治體制也要相應改革，不然就會制約、延緩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然而，由於政治體制改革是統治者的“自我改革”，尤其涉及統治者的重大利益，所以阻力巨大、困難重重。面對這種局面，改革者的策略往往是先易後難，想以非根本性的行政體制改革代替根本性的政治體制改革，多少彌補明顯已不合時宜的政治體制之弊。這種思路自有其合理之處，不過，晚清兩次以裁撤無用政府機構與冗員、將功能相近部門合併成幾大部門的“行政改革”，並冀以此代替“政治體制改革”的實踐，結果卻是你死我活的政壇惡鬥，先是光緒被囚、康有為逃亡，後是袁世凱幾被圍毆、慈禧甚至想要跳湖，均以失敗告終。這段“行政改革史”，實在是引人深思。
第一次行政改革是戊戌變法期間的“變官制”。正是行政改革的“變官制”，成為鎮壓維新的戊戌政變的直接導火索。
眾所周知，維新派的興起肇因於只要西方的堅船利炮、迴避西方政治制度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因此，他們提出政治體制改革才是國富民強之道。雖然他們對近代憲政民主的理解不盡準確，他們的主張也有種種矛盾含混之處，大體而言，在真正開始維新變法的百日維新之前，建立君主立憲制是其基本政治綱領。但就在他們鼓吹“開議院”、“興民權”的同時，又對中國此時的國情民情能否立即實行憲政也不無懷疑，進而認為“凡國必風氣已開，文學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設議院，今日而開議院，取亂之道也”。1898年初，翁同龢等五大臣代光緒帝問康有為“宜如何變法”，康答曰：“宜變法律，官制為先。”梁啟超也曾明確提出“變法必先變官制”這種行政改革優先、行政改革匯入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路。
百日維新期間，維新進入實際操作，康有為等人的主張更加謹慎、現實，絕口不提君主立憲等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康有為在呈給光緒皇帝的《日本變政考》中明確提出現在開國會、立憲法為時過早，“中國風氣未開，內外大小多未通達中外之故”，“民智未開，遽用民權，則舉國聾瞽，守舊愈甚，取亂之道也”，他甚至主張“乾綱獨斷，以君權雷厲風行”。對於譚嗣同等少數“激進派”開議院的主張，康有為也“以舊黨盈塞，力止之”。
帝國斜陽
在第一次被光緒皇帝召見時，康有為建議“就皇上現在之權，行可變之事”，力主行政改革的“變官制”，而不是政治體制改革。其行政改革的主張也非常謹慎，甚至被批評為“保守”。其主要內容是“勿去舊衙門，而惟增置新衙門；勿黜革舊大臣，而惟漸擢小臣；多召見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賞以卿銜，許其專摺奏事足矣”；強調要“存冗官以容舊人”。他後來上折，提出了分別“官”、“差”的具體措施。“官”即官位，高官虛位讓老臣舊官去做，使老官僚仍穩坐官位，不減俸祿，以減少他們的反對。“差”即差使，地位雖不如官高，但經辦具體實事，所以重要差使一定要委派“才能”、即維新派人士擔任。他認為許多不合時宜、已經無用的舊部門雖應裁撤，但如果現在裁撤必將激化矛盾，“今行之非其時也”，“稍革一二”非但無裨於事，反而會因此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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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節：晚清的兩次“行政改革”（2）
所以，百日維新期間光緒皇帝頒佈的新政主要是經濟、軍事、文教方面的改革。在行政改革方面主要是啟用了一些新人、新設了農工商總局，對行政改革起關鍵作用的“制度局”卻因守舊派的強烈反對根本未能成立。他們原計劃“既立制度局總其綱，宜立十二局分其事”；這十二局是法律局、度支局、學校局、農局、工局、商局、鐵路局、郵政局、礦務局、遊會局（專管遊學與學會）、陸軍局、海軍局。
雖然不撤舊部，但舊部官僚當然明白自己的實權將因新部之設而大打折扣，舊軍機大臣怒曰：“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表示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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