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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製造”革命黨
發動辛亥革命的革命黨無疑是激進的，然而，開始只是人數極少、原本很難成氣候的革命黨，最後竟能一舉推翻清王朝，結束中國幾千年帝制，確實出人意表。這種天翻地覆之變當然有許多深刻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原因，其中還有一點或許不那麼深刻、但也不能不注意的原因，就是實際上是清政府“製造”了革命黨。
1894年夏，孫中山上書李鴻章闡述自己改革觀念被拒後，立即走上了激進的革命道路。1895年底他發動的廣州起義尚未正式起事便被鎮壓，用他自己的話說，此時“風氣未開，人心錮塞”，“舉國輿論莫不目予輩為亂臣賊子、大逆不道，咒詛謾罵之聲，不絕於耳”。1900年底，他又發動了依然以失敗告終的惠州起義。不過，五年之後，輿論開始有所變化，已“鮮聞一般人之惡聲相加，而有識之士，且多為吾人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後相較，差若天淵”。此話很可能有誇大之處，但同情革命黨的較以前多了不少，卻是事實。因為在這五年中，清政府不是越來越開明、寬容，反而越來越愚昧、專制：血腥鎮壓了溫和的維新變法，又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災難為代價向“萬國”宣戰。這種倒行逆施，恐對革命黨博得更多“扼腕嘆惜”、“恨其事之不成”幫助不小。
眾所周知，留日學生是革命黨的主要力量。但留日學生開始對政治的興趣有限，更不傾向革命。所以孫中山等人在廣州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時，工作的主要物件是在日華僑而不是留日學生。但維新失敗，梁啟超亡命日本，議論國是，對留日學生觸動很大，他們自此開始關心政治。這時，留日學生就成了革命黨與立憲派爭奪的物件。由於康、梁的地位名聲與學識水平，學生中傾向康、梁者自然居多。為爭奪青年學生，本不居優勢的革命派於是主動挑起論戰。1905年11月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革命派即以此為陣地向立憲派猛烈進攻，而立憲派則主要以《新民叢報》為陣地奮起反擊，雙方展開了一場規模空前、聲勢浩大的激烈論戰，持續了十五個月之久。論戰涉及清王朝的性質、種族與民族問題、國民素質、中國應該建立什麼樣的政體、土地制度、革命會不會招致列強幹涉引起中國崩潰等許多方面。但是，最緊迫、最核心、最重要甚至決定論戰雙方勝負的卻是要不要暴力革命的問題。
簡單說，革命派認為，只有用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才能共和立憲。立憲派則認為，暴力只會導致血流漂杵，帶來巨大的災難，得不償失。他們寫道：“革命之舉，必假借於暴民亂人之力。天下豈有與暴人亂民共事，而能完成者乎？終亦必亡，不過舉身家國而同葬耳。”他們相信，只要人民要求立憲，清政府“終必出於讓步之一途”，可以實現代價最小的和平轉型。
純從道理上說，立憲派無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論前提是清政府在壓力下必能讓步，實行立憲。如果這個前提不存在，則無論說得多麼有理，終將無濟於事，“有理”會被人認為“無理”。這一點，梁啟超其實十分清楚，所以他在1906年給乃師康有為的信中承認：“革命黨現在東京佔極大之勢力，萬餘學生從之過半；前此預備立憲詔下，其機稍息，及改官制有名無實，其勢益張，近且舉國若狂矣。東京各省人皆有，彼播種於此間，而蔓延於內地……”清廷剛宣佈預備立憲時，革命派的力量就“稍息”；而當人們認識到清廷的立憲有名無實時，革命派就“其勢益張”。顯然，革命派力量的“息”與“張”，與清廷所作所為大有干係。所以，論戰不到半年，梁啟超就透過種種關係，私下託人與革命黨講和、表示希望停止論戰。1907年初，他在《新民叢報》發表了《現政府與革命黨》一文，更是承認：“革命黨者，以撲滅現政府為目的者也。而現政府者，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也。”端的是一語中的。
帝國斜陽
這場論戰，以往說革命派“大獲全勝”，肯定誇張。雙方各有道理，實難分勝負。但經此論戰，革命派的影響、聲勢空前壯大卻是事實。主要原因，還在拒不進行實質性改革的清政府是“製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場”！梁氏一直反對激進革命，反覆論述暴力將帶來災難性後果，極力主張溫和改革，卻能正視不利於自己觀點、主張的事實，確實難得。因此，此話格外值得所有“反對激進主義”者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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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節：清廷“製造”革命黨（2）
事實一再證明梁氏所言不虛。且看清廷1908年秋公佈的《欽定憲法大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