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聊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在行動過程中，部隊和群眾之間也發生過一些矛盾，特別是在後面擔任掩護任務的部隊，有時群眾行動慢了，對群眾耍過態度。在作戰緊張，敵情嚴重時，有的群眾被敵人衝散或自己跑散，有的被敵人炮火擊中，也有的主動離去的。但有一點我可以肯定，鄂皖工委和軍領導從來沒有拋開群眾的想法，更沒有作過什麼決定。相反，我們強調要掩護群眾，負責到底，一直把剩下的大部分群眾帶回了皖西北根據地。群眾在隨軍行動中，對部隊的行軍作戰是有影響的，但也有幫助。記得在磨子潭突圍時，為了壓制敵人火力，全軍幾挺水壓機關槍缺水，就是群眾用臉盆、飯盒從山下端水送往山上的，保證了機槍火力的發揮。同時，隨隊的傷病員和部分群眾還多次補充部隊，參加戰鬥。紅二十七軍在當時那種異常艱苦緊張的戰鬥環境中，對掩護群眾轉移是盡了最大力量的，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是符合實際的。
最後談一下紅二十七軍的行動計劃問題。紅二十七軍始終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軍部的領導下行動的，一切行動計劃都是工委和軍領導共同研究決定的，就是在緊張的戰場上，也是由軍領導碰頭研究的。即使是臨戰的當機立斷，軍長劉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時來不及也在戰後說一下。當時，雖然各項工作有分工，但領導同志間很注意徵求意見，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較統一，關係比較密切。特別是劉士奇和我，我們兩個主要領導人從沒有發生過分歧意見，沒有互不通氣的時候，相互間想到什麼，認為應該怎麼做都是毫無保留地談出來，對其他領導同志也如此。紅二十七軍在一個多月的行動中，能箝制敵人大量兵力，取得數十次大小戰鬥的勝利，殲敵四千餘人，轉戰十多個縣，行程三千餘里，儲存了有生力量，是與鄂皖工委和軍領導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在我的記憶中，紅二十七軍研究行動計劃時從沒有考慮過要過長江的問題，更沒有要過長江的計劃。在當時要過長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現實的。紅二十七軍行動過程中離長江最近的距離也有幾十公里，不僅聽不到長江的浪濤聲，而且連看都看不到，更不會象有些資料中寫的那樣，什麼準備渡江船隻呀，軍領導對過江的意見不一致呀，等等。我作為鄂皖工委書記，紅二十七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從來沒有考慮過，更沒有討論過過長江的計劃，也沒有聽過其他的同志向工委和軍部提出要求過長江的意見，至於講到準備船隻過江的說法量毫無根據的。記得我們轉到宿松縣境時，站在高山頂向南遠眺，曾看到一片湖水，遠遠望去，天水相連。當時，我與徐海東、劉士奇在一起。劉士奇一邊指著遠方的湖水一邊和我們說：那一片水是不是長江？長江南岸有我們的紅軍，還有我們的根據地呢。由於形勢緊張，我們未及久停，邊說著邊走了。有人說劉士奇同志提出過過江的計劃，如果是劉士奇這次閒談江南情況時引起的問題，那純屬於誤解、誤傳。
後來劉士奇在肅反中被錯殺，其原因可能與誤傳過長江的問題有關。這可真是不白之冤。我和劉士奇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時間不長，但他留給我的印象很深。他原任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後擔任東路遊擊司令員、紅二十七軍軍長。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揮打仗，是我黨我軍的優秀指揮員和政治工作幹部。他曾多次對我講過，紅軍是無產階級進行鬥爭的鋒芒，無論戰爭環境怎麼險惡，我們都應當儲存好這支隊伍。他在領導紅二十七軍的轉戰中，是有功勞有貢獻的，應給劉士奇同志以公正評價。在這裡我還要談及一點，就是紅二十七軍結束東線轉戰後，省委開會研究紅二十五軍與紅二十七軍合併問題時，我和徐海東同志參加了會議，劉士奇因不是省委委員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沒有專門談紅二十七軍的轉戰經過，也沒有提到紅二十七軍有否過長江的計劃問題。此後，我再沒有參加過省委關於紅二十七軍行動情況的彙報。至於其他同志向省委反映過這方面情況沒有，我就不知道了。我在這裡談的都是歷史了。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應該很好總結一下。我將自己回憶的情況提供給戰史辦公室的同志，僅作為資料，供修改戰史時參考。
（姜為民趙太乙整理）
注：成立紅25軍，是以9軍27師為74師，皖西北27軍到湖北改為75師。後來再增設73師。
00、
第74師組織序列：
第74師師長 陳先瑞 政委 李隆貴
第4團團長 王輝友
第5團團長 張海波 政委 袁崇安
補充團團長 宋登賢
1935年10月6日，鄂陝游擊隊和豫陝遊擊師合編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