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歷史不再徘徊

第4部分 (第3/4頁)

9月9日，一代偉人毛澤東與世長辭，生前留給他的接班人一紙手諭：照過去方針辦。對於這幾個字的可靠性，人們曾經發生過尖銳的爭執，並且成為“四人幫”最終覆滅的重大緣由。但是，此後爭執非但沒有在這裡結束，反而由表面的文字向著問題的實質延伸進去。衝突處處可見，且日益強大，到了1978年，居然已經尖銳得無法調和。

治理我們龐大的國家，在毛澤東以往的方針，一向以農村中人民公社的制度為主要的環節。這一環節在五十年代初期肇始，六十年代最後成熟。其要旨，不是依靠經濟的事實來治理天下，而是期望以“理想”主宰經濟，主宰行政，主宰法律，主宰人的意識、人的勞動以及人的勞動所得。這一原則，當毛澤東在1949年6月30日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頁。）的時候，就已初露峰嶸，多少年來的一意經營，更成為一種強大的力量。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是一個迷信的人，但是他對於人民公社制度的篤信不疑，卻能達到忘情的程度。比如他在1955年時，就曾沉浸在一大堆講述農民舉辦合作社的報告當中，十一天閉門不出，夜不成寐，其興高采烈竟然超過了1949年他本人開進北乎城以及全國解放的時候。（《求是》雜誌，1989年第23期。）若干年後，大躍進導致了經濟崩潰，饑荒在城市和鄉村到處蔓延，人民公社也暴露出敗象，舉國一片混亂，狂瀾待挽。毛澤東此時派他手下眾官員分管各行各業的重建，薄一波主管工業的恢復，李先念制定財經的方針，陸定一處理文藝問題，彭真掌管教育，並命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主持大局，他自己則南下廣州，一住月餘，對京城發生的一切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只一心擬出六十條新的方針，來挽救人民公社。

那時候的毛澤東，在滿腔的豪情壯志中還充滿著兢兢業業的本色。他一方面要把我們的國家化作一張天下最白最大的紙，在上面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另外一方面也能對屬下提出的種種務實建議抱以充分的誠意，還能表現出虛懷納諫的明君風範。當他開始策劃在鄉下推進合作化的時候，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就認為這樣的程序應當放慢，已有的合作社中難以維持的那部分應予解散。毛居然能夠表示支援，而且還堅決地認為鄧的收縮方針應當更加徹底，也就是將合作化的程序“停止一年半”。在由合作化到公社化的整個歷史中，這種上下一心的勵精圖治極為罕有，僅僅出現在1955年的那個早春，即當日儲安平所說“一個健全的國家”有可能成為現實的一段短暫時間裡。（儲安平：《中央人民政府開始工作》，載1949年《觀察》6卷2期。）

鄧子恢在受到鼓勵之後，迅速地開始了他稱之為“收縮”的行動。這時候鄉下已經建立起大約六十七萬個合作社，每七戶農民當中就有一戶是在合作社中。但是以強迫、威脅和懲罰的辦法逼使農民入社的事情廣泛存在。新的集體勉強而成，缺少物力的支撐，人心飄搖，已陸續出現退社散夥的風潮。鄧深知局面危急，若不加以扭轉，則集體化之大政將有流產之虞，甚至共產黨在農民中間的信譽也將瓦解。正因為如此，行動也就勢如破竹，先由危機最甚的山東、河北、浙江三省展開，又以浙江首當其衝。這是因為，根據中央書記處一位副處長的調查認定，浙江迄今為止的五萬零九百五十個合作社中，大部分是“強迫命令”的結果。當地黨的最高領導人江華也承認那裡迫使農民合作的嚴重程度為“全國第一”。是年3月25日，鄧子恢電令浙江將合作社收縮。其電文說，農村緊張狀況仍在延續，農民生產情緒很不穩定，合作社發展過於猛烈，步子過大過急，乃是促成此種緊張的重要因素。所以應主動地有領導地將合作社分散為互助組，或任由農民單幹經營，不要勉強維持。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照過去方針辦（2）

人人皆知農村的合作化運動乃是共產黨執政後最重要的步驟，其中寄託了無限美好的“大同”理想。鄧子恢如此不留情面地指責其偏失，已經埋藏了自己悲劇性的結局，然而他還不適可而止。他刻薄地把蓬蓬勃勃的合作化說成是“連滾帶爬往前進，擦屁股越擦屎越多”，還表現出一副急於要擦屁股的樣子。他在電文的最後部分指出，只把合作社保留三萬個就已經是極大的收穫。這等於明顯地暗示，應當解散的合作社至少為二萬零九百五十個。

命令既出，也就不能再加回旋。鄧派出他的秘書長杜潤生往浙江加以解釋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