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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頓則更加悲觀，他在數年前曾說：“在世界範圍內，文明似乎在許多方面都正在讓位於野蠻狀態，它導致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現象，一個全球的‘黑暗時代’也許正在降臨人類！”長期以來，美國一方面在極力試圖扮演著世界警察，在保衛著世界的安全，但另一方面，它又在形成著世界的危險之源，尤其是在越來越無度的核政策上。對此，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在2005年5…6月美國《外交政策》上以《大災變即將出現》＇16＇為題，如此撰文告知天下：他“把目前的美國核武器政策歸結為不道德的、非法的、軍事上沒有必要的和十分危險的”，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對一個有核武器的對手使用核武器，無異於自殺。對一個沒有核武器的敵人動用核武器，在軍事上沒有必要，在道義上令人反感，在政治上則站不住腳”。在同一篇文章中，美國前國防部長威廉·佩裡更是語出驚人，他說：“我從未像現在這樣對核爆炸心懷恐懼……在十年內，美國的目標遭受核打擊的可能性超過50％”。對此，麥克納馬拉表示，他也有同感。
可見，目前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文明，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以美國為核心力量所推動的世界車輪、所引領的世界方向是多麼地令人憂心忡忡，是多麼地令人焦慮重重，是多麼地令人恐懼不安。如果美國離了它極力試圖在硬實力上不斷遏制、在軟實力上不斷大規模滲透的偉大文明——中華文明的話，它自身的存在前景將無疑是極其黯淡而富於悲愴意味＝的。也惟其如此，上帝在公元前六世紀創造了西方文明的源頭——燦爛的希臘文明的同時，也在遙遠的東方、地球的另一側創造了一種詩意盎然的中華文明。現今，正是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得以大放異彩的時候，得以揮毫潑墨、縱情放歌的時候，在這種特殊的歷史時刻，瀕臨嚴峻危機的美國，不僅不去最大限度地借鑑、汲取這種復興著的文明之精髓，去豐富、完善、平衡、調諧自身，相反，還去千方百計地遏制這種文明的復興，遏制這種文明的正趨向於某種完整因而是更具整體性魅力的激越圖景——兩岸的身心合一與形影不離——，試問，值此危難之秋，世上還有比這更不可思議、更難以理喻的事情嗎？
沒有一如古代那樣的中華文明的重要元素，地球文明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嚴重殘缺的，地球文明的絢爛感、整一性、多元性與和諧性，就會大打折扣，地球就會缺乏與之相適應的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就可能在無限制的弱肉強食和動盪不息中面臨嚴峻境遇；抑或說，在沒有中華文明重要元素的有機參與和有效制衡的境況下，要想構建起21世紀的國際新秩序是根本不可能的，若硬要勉強構建，其結果就是現今世人所看到的這樣一幅世界畫面：由超強軍事高壓及跨國公司與此起彼伏的國際恐怖主義的無休止喧雜交織的畫面。美國的自信無比的軍事打擊，根本不能從本質上解決國際恐怖主義的無度蔓延，恐怖主義是一種漫天飛舞的馬蜂與大黃蜂，美國只能冒著極大風險，把它們由一個地區趕往另一個地區，卻無法從根本上徹底消滅它們。因為在某種意義上說，國際恐怖主義正是美國的諸多適得其反的政策所意外催生和造成的，因而，只要這些並不一定具有世界普遍適應性卻硬要被推廣向世界各地並被大肆包裝和渲染的政策存在一天，恐怖主義便可能會如影隨行一日。換言之，只有美國嚴以律己、設身處地地去致力於改變由極端富有與極端赤貧、極端強勢與極端弱勢、極端傲慢與極端被歧視、極端壟斷與極端被奴役而構成的這些世界不平等現象，才能消除美國被普遍冷對甚至是被敵視和被仇恨的國際性情緒，才能從本質上根除國際恐怖主義。如果不及早改弦更張，美國將在不久的將來會面臨極度危險——除非它能在危險到來之前徹底剷除了國際恐怖主義的草根而不是草葉——比如恐怖分子所最終可能獲取的核彈、髒彈、炭疽菌及天花等生物武器與奈米武器而對美國構成的致命威脅，因而，如若美國現在不去立即進行深刻反思，不去修正其現行軍事打擊、武力干預、以暴易暴、以毒攻毒、以兇鬥狠的重金屬式政策模式，只會把局面弄得越來越無法收拾、越來越趨向於全面危機的可怕境地。不僅在國際反恐戰場，美國的那種一以貫之的方式與事無補，而且在其國內問題上亦然，在缺乏道德教化的前提下，一味透過警察抓捕、刑律恐嚇、監獄監禁的笨拙手法與不高明手法，只會讓更多的美國人站在社會的有害者的一邊，只會打造更多的有害者與敵人，惟其如此，美國的監獄成了世界上最龐大的監獄＇17＇，關押著，或者說是催生著世界上最大數量的犯罪者。資料顯示，美國監獄目前關押著約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