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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電影大師塔爾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1932…1986），一向被認為代表了此前世界藝術電影（詩電影）的最高成就。雖然他未曾來到過中國，但中國的詩境卻在其心靈中縈繞不息，並使他在《雕刻時光》一書中感慨不已。他的主要電影作品與生命軌跡，某種意義上既可以看作是為西方文明所譜寫的一首輓歌，又可以看作是在竭力踏向東方空靈境界的一種前奏。其代表作為《鄉愁》、《犧牲》、《鏡子》。
美國當代理論物理學家F·卡普拉（Fritjof Capra；1939…），對中國古代的神秘主義欣賞不已。在其所著的《物理學之“道”》中，對中國古代哲學和近代物理學的關係這樣描述道：“在中國哲學中，‘道’就是‘無’和‘無形’，場的概念不僅包含在‘道’的概念中，而且還明確地表達在‘氣’的概念中。新儒家發展了‘氣’的概念，使得它與近代物理學中量子場的概念極為驚人地相似。和量子場一樣，‘氣’也被看作是一種微妙而不可感知的物質形式”。卡普拉進而將一些概念上升到文明模式的層面來進行批評性的反思，他指出，“用中國的詞彙來說，目前我們的觀念過分偏重‘陽’、過分富於理性、男性和進取性”，因而他認為，當前的社會是缺乏和諧感的，且與近代物理學所含有的宇宙觀—— 一種與東方神秘主義極為相似的宇宙和諧影象——是不協調的，也許“需要一次真正的文化革命”，以使“整個人類文明得以延續”。未來的關鍵，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於我們對東方神秘主義某些‘陰’的觀點的接受能力，體驗自然界的整體性的能力，以及與之和諧地共存的才藝”。他認為，中華文明的極為可貴之處，體現在其“陰陽”兩極的互補性上，二者的“動態的相互作用”表徵著“一切自然現象和一切人類境遇的本質”。相對於西方機械的、分割的宇宙觀，他甚至將東方古代“生態學”的宇宙觀視為某種“解放道路”。
李約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是20世紀西方著名科學家、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英國學術院院士，曾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主任，迄今為止，他是西方世界中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評價最高的人，也是第一個明確指出了是中國人發明了火藥、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的西方人，其所著的擁有34分冊的系列鉅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告知世人道“在現代科學技術登場前的十多個世紀，中國在科技和知識方面的積累遠勝於西方”。李約瑟是一位對中國科學與文化研究極深的人，有鑑於西方世界普遍存在的神聖的立法者的觀念，他指出：“在中國的宇宙觀中，一切存在之物的和諧協調不是來自其外的上級權威，而主要受其自身內在本性的支配。因為它們都是構成宇宙模式的整個層系的部分”。他認為，西方經典思想中的“自然法則”，大致相當於漢語中的“理”，即他所理解的“組織的原理”。中國智慧中所蘊蓄的某種自洽性，是李約瑟一向所較為看重的。透過對中國古代文明史的深入考察，從地理的視角李約瑟這樣分析並預言說：“如果中國人擁有歐美的具體環境，而不是處於北面為沙漠阻隔、西面為雪山封閉、南面為叢林遮蔽、東面為大洋局囿的這樣一個廣闊的地域空間的話，那麼，情況會迥然不同，我敢斗膽斷言，那就是中國人，而不是歐洲人發明科學技術和資本主義，歷史上偉大人物的名字將會是中國人的名字，而不是像伽利略、牛頓等人的名字”。李約瑟甚至斷言，若那樣的話，則將是歐洲人來學習中國的象形文字，以便學習科學技術，而不是相反。當然，地理因素也許並不能真正破解著名的“李約瑟難題”：為什麼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雄居世界領先地位，而到了近代以後卻走向衰落。中國科技在近代衰落之緣由，也許只有從中華古文明的深層才能找到，那就是，這種文明精神也許先天性地需要將科學技術限定在某種範圍和限度內，當超出了這種範圍和限度——就像工業革命以降的西方科技所表現出的那樣——當科技變得更有活力，當然同時也是更具破壞力的時候，其勢頭便被自動消解。
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13…1994）是美國曆史上最具非凡影響力、最為才華橫溢的幾個總統之一。雖然當年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隔著世界上最為浩瀚的太平洋和難以相容的政治理念，但這絲毫也阻擋不住尼克松的友誼之手及對中國的無比嚮往之心。在四個巨人（毛澤東、周恩來、尼克松與基辛格）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實現了戲劇性的建交。中美建交是世界外交和世界政治史上最為漂亮、最為經典、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