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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1日，國務院決定由水電部安排“引黃濟津”，在引黃河水之前，先將衛運河基流送給天津，從11日到12月25日，衛運河基流送來3億多立方米水，然而，天津市九宣閘實收水只有0�6億立方米，水在乾旱的沿途幾乎消耗殆盡。從12月25日到1973年2月15日，河南新鄉人民勝利渠正式為天津市引黃送水1�37億立方米，天津市九宣閘收水1�027億立方米。
780多公里外的黃河水第一次開始解救乾渴的天津。
1972年11月23日，“文革”中日理萬機的周恩來總理聽取了天津用水面臨嚴重威脅的彙報……
由於旱情未能解除，中央決定再次“引黃濟津”。1973年5月13日至6月28日，繼續利用河南省新鄉人民勝利渠，途經衛河、衛運河、南運河至天津市九宣閘，九宣閘再次收水1�08億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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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九河下梢”的水饑荒（4）
黃河第二次解救天津。
1975年8月下旬天津再次面臨斷水威脅。
8月末，海河上游各河完全斷流，海河水位急劇下降至半米，天津市向水電部請求調水救急。
9月18至19日，水電部根據李先念、谷牧副總理指示在北京召開解決天津、北京工業及城市生活用水會議。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東五省市水利廳（局）及水電部13局河道分局負責人參加了會議，共同研究了保證北京、天津供水措施。
此刻的天津，機井已遍佈全市農村。據9月20日《天津日報》報道：四年來，天津市打機井2�6萬眼，相當過去22年打井總和的7倍。有井大隊達到3400個，佔全市大隊的90％，僅此一年就打井6700多眼。不抽地下水，天津已無法活命！
10月18日，河南人民勝利渠開始為天津放水。放水期間，為解決河北省用水，從11月17日停止為天津市放水約一個月，到12月16日，再繼續為天津市放水。到1976年1月底放水結束，前後為天津市放水1�568億立方米。
黃河水第三次解救天津。
就在這個10月，中國水利學會在天津召開南水北調規劃研討會……
1980年，華北地區普遍少雨，汛後密雲水庫蓄水有限，加上冬春季入庫基流，全年可供的水量只有9億立方米。不足京津兩地用水的1/6。為保證京津兩個城市的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產用水，8月18日，水利部在北京召開京、津、冀緊急抗旱用水會議，會議由水利部部長錢正英主持，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王憲、天津市副市長吳振、河北省副省長楊乃俊及國家計委、經委、建委、新華社等有關方面的負責人和代表參加了會議。為解決這一問題，不得已而為之的辦法是犧牲農業用水，農村支援城市，保證城市必需的用水；城市也壓縮用水指標，用於緩解農村旱情，共同度過乾旱缺水的難關。
天津算了一筆水賬：以最低用水水平是每日138萬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已從每日60萬立方壓縮到30萬立方，按303天計算，共需3�5億立方水，以損失50％計，需要7億立方。低於以上水平，工業即要停產。
天津再次要求“引黃”解決。
然而，這一年黃河沒能來水。
這一年，天津全市共開採地下水8�9億立方米，其中城市及工業1�4萬眼井開採3億餘立方米，郊區、縣農業2�9萬眼井開採5�8億立方米，比允許開採量超過1�9萬立方米。
因為乾旱，自4月底至10月初；北大港庫區葦田、葦垛連續發生大小火警22次。
農村沒有水灌溉，各農用中、小水庫蓄水僅有5000多萬立方米，不到蓄水能力的8％。所有河道斷流，地下水位下降，小麥不能返青、生長。春旱加伏旱，農村旱災受災面積達100多萬畝。
由於地下水的超採，天津的地面在開始沉降。
1981年，持續乾旱，天津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最嚴重的水荒。
4月12日，向天津輸水的緊急會議在天津召開，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水利廳、密雲水庫管理處、廊坊地區水利局、水利部工管局、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員會有關處室參加了會議。會議決定從4月14日8時至19日8時止，在密雲水庫向天津市輸水線路上，一律停止用水5天，由海委、北京、天津、河北共同組成巡迴檢查組，加強巡邏檢查。
4月16日，海河水位下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