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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便利的要道、是否擁有廣闊的經濟腹地等等。
這些要素就像人身體強不強壯力氣大不大等評價農村家庭能否依靠種地發達或當保長村長來集中資源發達變成有沒有祖上傳下來的的礦山，有沒有足夠的人脈、有沒有處於交通要道上的收費站和有沒有廣大的後花園一樣。
持有這種觀點的人還算有水平。但是距離穿越眾的眼光就差點。城市是介於家庭和國家之間的經濟體層級，古代將經濟層級分為士大夫之家、諸侯之國、天子所有的天下三個大於家庭的層級也不是沒道理的。（家庭不叫家而叫戶，古代一個大家族所有宗族內的財產都屬於最高層的族長。也就是掌握貴族爵位的那個人，士大夫就是有爵位的統治階級底層，管理的就是這個層級的經濟體，其大小相當於現代一個村子或者社群）。管理者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李冰在成都留下都江堰，蘇軾到杭州留下了蘇堤，一窮二白的蘭考縣就是老焦的帶領下才變成魚米之鄉。深圳這種小漁村在決策層主動踢進市場經濟的大潮中才能如魚得水飛速發展。
城市的的管理者在中國就是縣令，在古代這可是一個不得了的大官，其權利相當於整個地級市的全套政府班子。一個人身兼數職可謂黨政財法一把抓，所以稱呼縣令為百里侯也就不足為怪了。
一個城市的管理者的好壞決定了這個城市發展的速度是顯而易見的。一個空有力氣而不會經營的傻瓜絕不可能變成大款，就像一個沒有好的管理者的居民點不可能變成大城市一樣。
在古今中外考核大帝國的眾多居民點行政官員的體系中數中國的最完備，不光有戶口、財稅等資料指標證實官員的業績。還要求道德民風的樸實。還有文化指標。訴訟率不得高於多少，考中進士舉人秀才的比例這些都是古代最基本的，擺在檯面上的政績。富裕的地區和文風鼎盛的地區向來都是培養官員的搖籃，所以不光在這些地區當官容易升官或者發財，就是收買士人學子的人心獲得聲望也便利許多。更加有利於拉幫結派，控制官員儲備壟斷政治資源。
中國古代有眾多的朝代的朝政被有典型地方特色的區域官僚集團所把持，細節就不說了，你懂得。山東氏族成為唐代實施科舉制之前最牛氣的門閥也類似於此。大宋帝國最令人頭疼的新舊兩黨之爭也就是因為利益之爭，意識形態之爭只是流於表面。改革和保守也是隨著升官發財出名等好處的傾向（皇帝的想法）而變化。這種鬥爭極大的損耗了王朝的元氣，歷朝歷代的皇帝都不能想辦法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大難題。
分封制的時代，各管各的，爭鬥還算小，到了戰國就激化了。到漢代又是實施郡國並行制非但緩和不了還總是內戰，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軍政分離、中央集權、改革貴族體系、推行察舉制、讓門閥壟斷政府職位也就被皇帝採納為唯一的緩和鬥爭，形成潛規則穩定秩序的權宜之策了。
像什麼王安石等人改革給下面的既得利益群體執行成害民之舉的小事就不足掛齒了。
沒想到門閥的胃口越來越大，土地兼併個沒完，把皇帝的牆角都挖倒了幾次，這些管理者只會分蛋糕，不會做蛋糕的傳統是穿越眾絕對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們在建國之時就約法三章，不管地方官的出身，只抓穿越眾希望看到的政績，威逼利誘齊上陣，讓這種操蛋的傳統滾出統治階級的腦海。
傳統的戶口財稅引數還是重要的考核依據，但是更重要的是李基係數（盜用了基尼的成果）和國民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等更加實際的引數。綜合來說，只要治下的人類發展指數提高的速度快於全國gnp的增速，一把手就能升官，如果差不多也能留任或平調，如果慢於這個數字太多可能就要調到落後地區去援建了。
為了建立高效廉潔的管理團隊，穿越眾直接借用了集團的模式，垂直管理的模式，容許每個國民給專門設立的廉政公署寫信舉報貪腐和不作為，只對參議院負責的廉政公署所有經費和人員都是獨立於政府財政和官員招考儲備體系的。大部分經費來源都是每年由穿越眾控制的參議院下屬的帝國清廉基金的投資盈利提供，人員來自積極性最高的政法系大學和各地的青年志願者。四大獨立和制度幾乎完全照搬香港的廉政公署。
對貪腐的零容忍才是穿越眾下定決心設立這個機構的根本原因，在這種跨越千年的先進位制度的監控下，新帝國幾乎沒有出現大貪腐案的可能。抑制貪腐機制就像人體的自我防禦機制需要強大的識別（監督）、殺滅（懲處）、免疫（立法）共同作用。全部都到位自然就身體健康了。
總的來說，建國後大部分官員在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