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點:近代中日博弈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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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西方列強的經濟、政治、軍事與外交。他們對西方列強的實際狀況、對外政策的認識水平，與李鴻章等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在80年代，尤其是1887年俄國決定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之後，日本當權者便意識到帝國主義列強爭奪東亞（特別是朝鮮）的形勢將會出現，加緊策劃在未來爭奪中的方略。為此，他們加強了對俄、英等國狀況的瞭解。對俄國，早在1888年，伊藤博文與西鄉從道便“親赴海參崴聯絡俄官”，實則刺探俄在遠東力量的虛實；1892年，日軍有名的間諜福島安正，又從德國柏林出發，入俄國單騎橫穿西伯利亞，全面觀察俄國在遠東的軍事部署情況，1893年6月他回國後向當權者報告：“俄國在遠東的兵力是弱小的，不具備軍事介入朝鮮的能力。”對英國，日本透過英國在俄決定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後對日態度的變化（如在日英修改條約談判中作出讓步），看出了其利用日本阻遏俄國的意圖，山縣有朋在1890年便認定日本與英德有所謂“東洋共同利益”。甲午戰爭前夕，日本駐英公使青木周藏，又憑其20多年的外交經驗和諳熟列強對外政策的素養，向本國政府強調指出英國重視日本阻遏俄國勢力南下的作用，並在形勢微妙的情況下，設法促使英國與日本簽訂《日英通商航海條約》，接著非常迅速地向國內當權者轉達英國外相金伯利的言論：“對日本來說，此條約之性質，遠勝於打敗中國大軍。”從而有力地影響了日本當局對英國動向的判斷。總之，甲午戰爭前夕日本之所以能在撲朔迷離的狀態下準確地判斷俄、英的動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著長期以來對歐美列強的深入瞭解。

判斷力：兩個國家的“大考”（3）

人們認識和判斷對外關係的形勢，既依賴於對外的瞭解，又受關於國際事務的觀念影響。中日統治者對國際公法、國際均勢的不同觀念，也影響了雙方對戰爭前夕形勢的認識與判斷。

所謂國際公法，在近代本是西方列強以實力為後盾處理相互關係的一套規範，當它們的力量對比改變時，相互爭奪與擴張毫不受國際公法約束。西方列強還借國際公法欺騙、壓迫半殖民地國家與民族，鞏固以“條約體制”為形式的半殖民地秩序。19世紀六七十年代以後，國際公法相繼傳入中國和日本，然而兩國當權者在國際法上觀念卻截然不同。中國當權者奉行“外須和戎”的方針，迷信國際公法，以為“各國互峙爭雄，而公法行乎其間”，只要遵守國際公法，恪守條約，就能維持和平局面。日本當權者透過對西方列強的深入瞭解，並基於自身對外擴張的需要，認為國家之間實際上是弱肉強食關係，“兵力不整之時，萬國公法亦決不可信”，它“既不足恃，亦不足守”。中日當權者觀念的不同，在1876年李鴻章與日本使臣森有禮的談話中，就充分顯示出來：李說“兩國和好，全憑條約”，“恃強違約，萬國公法所不許”；而森卻稱“和約沒甚用處”，“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萬國公法亦可不用”。甲午戰爭前夕，李鴻章依然本著上述觀念看問題，認為中國在朝鮮的舉措“均照公法條約辦事，無一錯處”，“兩國交涉。全論理之曲直，非恃強所能了事”，“日雖竭力預備戰守，我不先與開仗，彼諒不動手，此萬國公例，誰先開戰即誰理詘”，日本恃強橫行，“各國當動公憤也”。他把國際公法當作制止日本挑戰的法寶，算定俄、英等國會因清政府嚴守國際公法而表示同情、支援。這無異於給自己的眼睛蒙上黑布，導致不可救藥的誤斷。而日本當局判斷形勢，只圍繞其挑戰意圖，緊盯住中方軍事、外交動向與國內狀況，對俄、英也只根據其利害與現實條件來推斷其實際動向，而所謂國際公法、條約，除了必要時當作工具利用之外，根本不作為判斷形勢時考慮的因素。

在近代國際事務中，利用或打破國際均勢以使本國趨利避害，是常見的現象。自19世紀70年代以後，由於俄、英、日等國均有侵朝野心，彼此相持不下，使朝鮮半島逐漸形成一種國際均勢。中、日兩國當權者都認識到這種國際均勢，甚至還不約而同地將當時的朝鮮比作歐洲的比利時、瑞士等國。但雙方關於國際均勢的觀念完全不同。李鴻章為代表的清朝當權者認為國際均勢絕對可以依靠，“倘遇一國有侵佔無禮之事，儘可邀集有約各國公議其非，鳴鼓而攻，庶日本不致悍然無忌”，“鈐制日本之術，莫善於此”。尤其是在80年代後期，俄國與日本爭奪朝鮮的矛盾不斷加劇的形勢下，李鴻章等因俄使拉德仁、喀希尼等“屢次來稱俄國斷不許他國佔據朝鮮土地”，更加確信朝鮮國際均勢牢靠，只要“壹意聯絡俄人，使不侵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