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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戈爾巴喬夫的政變，其中包括副總統亞納耶夫、國防部長亞佐夫元帥、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內務部長普戈和國防部副部長瓦連尼可夫大將和最高蘇維埃主席盧基揚諾夫等人。他們認為，蘇聯已經處於危險狀態，決定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取代戈爾巴喬夫掌權。震驚世界的8·19政變發生了。
當時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全家在克里米亞別墅被扣留。軍隊按照命令進駐莫斯科。1991年8月19日，緊急狀態委員會發布了《告蘇聯人民書》，宣佈戈爾巴喬夫鑑於健康狀況不能履行總統職責，由副總統履行總統職務，國家權力由緊急狀態委員會行使，在蘇聯部分地區實行六個月的緊急狀態。葉利欽在克格勃特別部隊到達之前20分鐘離開所住的別墅前往俄羅斯最高蘇維埃所在地白宮，白宮成為對抗緊急狀態委員會的總部。
政變發生時，列寧格勒作為第二大城市，沒有捲入政變，並且還阻止了軍隊的進駐，普京在其中發揮了決定性的影響。當時列寧格勒軍區接到了莫斯科緊急狀況委員會的命令，準備派兵進駐市區，控制列寧格勒。正在度假的普京聞訊立即趕回列寧格勒。他馬上親自帶領武裝警衛到機場接索布恰克並保護他安全返回家中，以免索布恰克被逮捕。隨後，他徹夜奔走在列寧格勒克格勃和軍區之間，和有關各方面展開了緊急磋商和協調。普京向軍方力陳：列寧格勒沒有問題，並不需要軍隊進駐，如果軍區一定要派兵，則可能引發不利的後果。在普京的大力斡旋下，列寧格勒街頭最終沒有出現蘇軍的坦克，也沒有發生不幸的流血事件，這使市民和外國遊客、商人大感放心。
普京的沉著鎮定和處變不驚的能力，在這一次危機中得到了提高，索布恰克也因此對他更為器重。索布恰克後來回憶道：“此事過後很久我才從其他人嘴裡瞭解到普京在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從不宣揚自己的成績，身上透著一股可靠、忠誠和自信的精神。”不過，事後當普京回憶起這段經歷卻百感交集，他說：“我在索布恰克那裡任職，這個職務雖不是關鍵性的，但卻有權去解決相當多的涉及各類商業機構利益的問題。而我從來不允許自己按照有利於某些集團或者公司利益的方式去做，我覺得，我是在盡力為聖彼得堡和國家的利益工作。為了不損害索布恰克的名聲，我不得不在工作的初期隱瞞了我的真實身份。這段時期之所以能夠順順當當地過來，是因為我是從列寧格勒大學這個‘屋頂’下來到列寧格勒蘇維埃的。索布恰克本人也來自這所大學。而且所有的人都清楚，他為自己挑選的都是這所大學的人。但是，當時就已經有人想對我進行訛詐，因為社會上已經出現了一些有關我真實身份的傳言。洩露情報的是那些當時已經被解職的‘克格勃’人員。
有些人對我說，‘如果你不答應我們的要求，就還會有訊息見報。你看著辦吧。’
當時，我幾乎被迫做出決定：或者離開列寧格勒蘇維埃，不受訛詐；或者留在那裡，但是，必須徹底地開始新生活，這就意味著要告別‘克格勃’。也就是說，我面臨著兩種相互對立的選擇。考慮到當時安全機構本身處於懸而未決的狀態，許多事情完全不明確（作為一個組織它是否會繼續存在下去，如果繼續存在的話，那又是什麼樣的形式），所以我開始傾向於離開‘克格勃’。而就在這時政變開始了。
如果我不執行命令，就將違背誓言。如果我執行命令，就會違背道德責任，而這些責任是我來列寧格勒蘇維埃工作時承擔的，當然是自願的。在這一時刻，我的出發點僅僅是：道德的責任高於形式的責任。最終，這一點加上其它一些因素使我做出了離開安全機構的決定。
要知道我的辭職報告是在政變當天——1991年8月20日寫成的，為什麼這樣做？因為我面臨危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可能被利用來解決某些國內的政治問題。我是來為祖國和人民服務的，我有自己的神聖使命，而不是讓人利用來進行國內###的。
那時，我十分現實地考慮了所有情況。比方說，‘克格勃’列寧格勒局的領導會更換。在這種情況下，什麼事都可能發生，我也就有可能被要求參與他們的特別行動。當我被置於道德和責任之間時，我索性先跨出了預防性的一步，做出了有利於道德的選擇。但實際上我什麼也未能改變，我也沒有退出共產黨。蘇聯共產黨停止活動了，我成了無黨派人士。實際上，一切都崩潰了。
當政變開始時，我的感情是很複雜的，首先，我不能同意事態的發展。我認為，後來成為聖彼得堡地區和國家最主要人物的人們當時所公開講述的一切是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