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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酒店之一，一座三層高的傳統德式建築。這家酒店的登記處在克格勃的控制之下，一旦某些有價值的西方旅客入住，很快就會有精通旅客所屬國家語言的年輕女子上門。對克格勃來說，刺探情報是不擇手段的。當然，他們的西方同行在這方面也不遜色。
德國情報機構近年調查了一個名為“日出”的行動計劃，並且認為這個計劃並沒有隨著兩德統一和蘇聯解體而壽終正寢，換言之，普京當年布建的間諜網可能現在還在運作。這使德國方面相當困惑。受到德國情報機構調查的前民主德國情報高官和政府官員都不知道“日出”計劃，當然受過訓練的間諜大師即使知道也決不會透露。因此德情報機構認為“日出”計劃實際上還在黑暗之中，很可能永遠也不會真正見到陽光。
總之，普京和他的小組（其中有些戰友現在成了他的部下），當時直屬克格勃第一總管理局的弗拉基米爾·謝羅庫夫將軍指揮，卓有成效地進行著工作。
普京在德國五年的工作和生活使他得以觀察聯邦德國社會和經濟的運作。他雖然常駐民主德國，但也經常前往聯邦德國、奧地利和瑞士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有了切身的體驗，特別是對市場經濟和法律與經濟的關係的直觀瞭解。事實證明，有這樣的經驗是非常重要的。外派的經歷使普京這樣的克格勃官員眼界比較開闊，思想比較開放，因而也比較務實。普京在擔任俄國總理和代總統之後，曾經多次表示對德國式社會—市場經濟體制的好感，特別是對德國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推動德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做法，他深表欽佩。 。。
目睹歷史劇變
1984年普京初次離開蘇聯的時候，勃列日涅夫時代已經結束，表面上蘇聯國內社會穩定，在國際上是和美國平起平坐的超級大國，克格勃也處在發展的高峰時期。但是，多年積累的體制問題已經給蘇聯造成了嚴重的內傷，甚至可以說，癌變的跡象已經出現。這種現象在國際關係中的表現就是蘇聯陣營的岌岌可危。民主德國作為蘇聯陣營的一員，儘管經濟和社會水平在東歐位居第一，但是和聯邦德國相比，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民主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聯邦德國的1／4，社會生產率只有聯邦德國的30％，職工的收入只有聯邦德國的1／3，進出口總額只有聯邦德國的1／10，科技水平比聯邦德國落後10～15年。
20世紀80年代末期，西方演變蘇聯東歐陣營的主要方向是民主德國、捷克和波蘭。長期處於冷戰的環境、蘇聯的影響和控制、西方的滲透和壓力、長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以及民主德國執政黨本身的失誤，這一切都使民主德國的國內形勢逐漸緊張。儘管民主德國政府築起了堅固的“柏林牆”，希望用鋼筋水泥的建築和武裝軍人阻止民主德國人移居聯邦德國，但是仍然有大量公民採取各種手段出逃西方。
與此同時，民主德國社會生活陷入混亂之中，各地的遊行示威不斷，社會秩序混亂，生產已經受到影響。新納粹組織也出現了，他們攻擊的矛頭對準了猶太人和蘇軍。德累斯頓是新納粹活躍的城市之一。這種暴風驟雨般的巨大變化是普京從未經歷過的。在這樣的大風大浪中，個人是無能為力的。這種複雜的局勢肯定對正常的情報蒐集工作會有影響，而且蘇聯國內的局勢也越來越混亂。公開報道中從未提及普京對這場鉅變的感受，但可以想象，他的感受決不會是興高采烈的，而毋寧是迷惘、困惑和痛苦的。畢竟，他為之服務的克格勃是蘇共的情報機構，又和民主德國的官方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現在蘇共領導人導致了民主德國的變化，而鉅變的結果是新納粹對蘇軍的攻擊：德累斯頓的大街上出現了“佔領軍滾出去”的大標語。普京從小受到愛國主義的教育，他的兩個哥哥死於列寧格勒被德軍圍困時期，現在納粹居然捲土重來，普京的內心想必很不平靜。
對普京小組的直接衝擊終於發生了。柏林牆倒塌之後，德累斯頓有人衝擊了民主德國情報機構的辦公樓，接著又有人來到普京小組的所在地。過去這裡的武裝警衛這時已經撤銷。普京單槍匹馬先將人群阻擋在門外，然後要求附近的蘇軍基地派人來支援，因為辦公室裡有克格勃的機密檔案。蘇軍起先沒有答應。普京獨自和人群對峙，他很鎮定地和示威者交涉，要求他們不要衝擊這個地方。數小時後，蘇軍抵達，驅散了人群。普京當時的感覺是：蘇聯已經不復存在，已經消失了。很明顯，蘇聯正在生病，而且是不治之症——權力癱瘓。
普京作為旁觀者和見證者，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