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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指數與GDP無關
這次拜訪，國師專門給我們做了一個報告，專題研究《國民幸福指數與國家的生存環境》。他主要講到經濟發展和社會價值觀與國民情感、文化、環境怎麼保持平衡。國師的研究報告讓我們本次拜訪非常興奮，因為他是運用西方社會學的先進方法以不丹國民為研究物件，透過大量的實證、資料、實驗蒐集、分析而得出的一些有效的、可量化、可支撐的幸福指數模型。比如一個人在一個月內如果生氣在26次以上就感覺不幸福。通常我們也在研究幸福觀問題，比如提倡和諧社會，但“和諧”二字還是較模糊，光講了科學發展觀，尚沒有資料支撐和數學模型來界定， 比如“和諧”透過資料能怎麼來量化和界定。馬雲當即就做了一個決定，邀請國師來中國轉轉，也給我們更多的啟發。我們現在做的生意也好，企業也好，大到社會環境，小到我們的企業社群，除了為客戶提供物質層面的滿足，如何更關注到社會價值觀倫理和情感層面，這個話題非常有意思。
經濟發展是不是必然帶來幸福？這個問題一直是一個現實問題，也是一個哲學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學倫理問題。一開始我們都投贊成票，認為經濟發展必然帶來幸福，但我們堅持認為經濟發展還要兼顧到環境、道德倫理，等等，我們可以強調道德、文化、傳統，但在經濟這塊就不可以作為不發展的藉口。不丹是一個63萬人的國家，人均GDP1700美金，這個國家只有兩架飛機。主要吃辣椒和鹹菜，大部分人都吃素，且大部分是農業人口，基本物質條件很差。
不丹非常重視他們的文化，也強調文化的獨立，因為國家太小，一旦開放，可能很快會被外來文化吞沒，為了保證在喜馬拉雅山脈中的不丹能在發展中保持自己的文化，他們不主張廣泛外交。甚至對文化、旅遊都有限制。不丹謝絕揹包客，每天最多接待三五千名客人，且每個人至少要交兩百美金才能去。另外，他們強調要漸進式發展經濟，可當我們離開不丹，回到曼谷轉機，所有的觀念又再次改變了，物質還是很重要，在不丹每天吃得不好，瘦很多，大家洗澡、走路都覺得很不方便，據說他們在9年前才有電視看。不丹可能算是一個極端，物質比較差，精神、文化比較好，實際上北歐一些國家更值得關注，物質和文化兩邊平衡得比較好。這次探索帶來的命題就是，和諧社會的建立，我們應該去做一些個案比較研究。 。。
馮侖：在不丹找幸福（2）
不丹這個國家非常獨特，他們的公務人員都是非常優秀的，我見到一個電視臺製作人，是美國（博克比）學新聞的碩士。我說怎麼這麼多名校學生，他告訴我不丹有1900個公務員，60％在國際名校進修過。
正因如此，他們採取的這套資料化的管理方法，公務員團隊是能執行的。他們還有一個專門委員會來督導各部門，相當於我們的精神文明辦公室，定期來看哪些指標達到了。執行團隊大部分是在國外受過教育的，非常懂得怎麼樣來用這些方法來執行，這是不丹很可貴的，
不丹不需要谷歌？
不丹是一個宗教國家，民族比較單一，人民一直生活在宗教中。所有出國留學的人沒有滯留的，這麼窮卻基本都回來了，我很好奇，製片經理跟我講，因為在這裡有方向感，西方很好，但是不知道往哪兒去，沒有方向感，但是一回到不丹，我看見經幡，看見寺廟，看見僧人，我就知道我在哪兒，要去哪兒，會怎麼樣。他還說了一句話，至今讓我記憶猶新。他說：我們在不丹不需要谷歌，每一個人都是谷歌，因為每一個人都知道要去的方向。
在僧人比士兵多的不丹，安貧而樂道，卻人人都有方向感，我很感動。當今社會很多人感到焦慮浮躁，容易失去方向感，失去了搜尋的功能， “方向感”這三個字一直在我心裡縈繞，我在思索，一個好企業同樣也要讓員工有方向感，回來以後我就著急人力資源體系開會，加強員工培訓、訓練，做價值觀的引導，讓萬通人有明確的方向感。
有幸，國師還邀請我們一起去他們家做客，而一進去後的心理落差讓我們驚訝不已，極其簡陋的傢俱和陳設。國師說：我們的人民都是這樣，我們的生活差距是比較平均的。以前我曾研究過解決幸福的兩種方式，一是管理好慾望，二是增加滿足慾望的手段。透過減少物質層面的慾望，增加精神和未來世界的一個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