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國

第3部分 (第3/4頁)

頁）

封面中國　第一章（9）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在於他在中國的生活經歷，使他對中國和中國人民具有特殊感情。1941年，在一次演講中，盧斯說：“整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地方的人民像中國人民這樣，以如此深厚的情感擁抱著和平、寬容和正義的理想。”《盧斯時代的中國形象》作者還指出：“他將他們視為充滿智慧、能幹的人類生命，他不同意對中美合作的指責。相反，他稱讚在中國的美國教育家們在抗戰中所逐步推進的由中國人自己管理由美國人建立的教育機構。‘美國人應該越來越少，而中國人應該越來越多。’”

關注亞洲，對於盧斯來說，更大程度上就是關注中國。盧斯與中國的特殊感情，決定了他在日本侵略中國之後明顯同情中國。他出面發起組織民間的援華委員會並率先捐款，還到各處遊說和發表演說進行募捐。1937年，中國全面抗戰爆發之後，美國政府除了譴責日本，並沒有明確表示支援中國，甚至沒有停止為日本提供的貸款。對此，盧斯不斷提出批評。他在《時代》上撰寫社論，強調有必要停止為日本提供的經濟貸款，轉而援助中國。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當天，盧斯與父親路思義之間發生了這樣的故事——

這一天，盧斯和夫人在紐約寓所吃午餐時，傳來了珍珠港令人震驚的訊息。盧斯立即前去編輯部指導即將付印的《時代》、《生活》的修改。與此同時，他給父親打去電話。路思義當時與女兒女婿一起住在波士頓。路思義年屆73歲，且重病在身，但他仍為聽到這一訊息而激動。為中國的緣故，他和兒子一樣，對美國現在向日本宣戰而舒一口氣。他說：“我們所有人現在都會明白我們對中國的意義，以及中國對我們的意義。”

路思義當天晚上逝世，死在亞洲戰局和中國命運發生歷史性轉折之際。

雖不是傳教士，盧斯卻是虔誠的基督徒，盧斯延續著父輩的夢想。他對世界局勢的判斷，對自己刊物傾向的確定，有時不免受到其宗教信仰的左右。蔣介石、馮玉祥，在20年代《時代》出現的這兩個封面人物都聲稱皈依基督教，這樣一些與基督教相關的中國政治強人，自然會更加吸引了盧斯的目光。19、20世紀之交時，父親以傳教士身份出現，孜孜不倦於將上帝的“福音”傳播到古老的東方，希望能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皈依基督；盧斯則在20世紀20至50年代的數十年間，對皈依基督教的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抱有極大興趣和偏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他對中國政局發展的判斷。也許他對中國終於出現了信仰上帝的政治強人而興奮。在幻想著以基督教改造中國的夢境中，他無疑還是和父母站在了一起。

冷戰期間，盧斯一直站在支援蔣介石的立場上，即便在蔣介石到了臺灣之後，他依然予以關注，曾到臺灣和金門訪問，並在1955年仍把蔣介石作為封面人物。不過，這卻是最後一次。

盧斯的政治態度、宗教信仰和中國情結，一直決定著他以個人的方式關注著中國。

1955年，盧斯大膽提出一個積極的計劃，以緩減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緊張狀態，推進美中關係的良好發展，同時拯救數以百萬計的中國人擺脫災荒和飢餓。他建議美國向中國派出“組織起來的最強大的經濟援助”。美國應該提供為期10年的2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從而改善共產黨中國的生活水準。盧斯的計劃包括制定一份妥協方案，既能包容國民黨的觀點，又能與共產黨中國調和。盧斯關心的是共產黨致力於一夜之間實現工業化中國的目標，有可能會造成糧食資源的緊缺，從而引發可怕的饑荒。他要避免“一次重大的人類災難”。然而，沒有明顯跡象表明政策制定者們認真地對待過他的建議。（轉譯自《盧斯時代的中國形象》，第267頁）

1948年之後，盧斯本人關於中國的談論或寫作很少，一直到1965年。這時，他同意美國有必要制定一項新的對紅色中國的政策。這一轉變時期激發盧斯提出一個新的“跨太平洋對話”的概念。1965年12月3日，他在舊金山以此為題做過一次演講。他回憶說：

封面中國　第一章（10）

今天，東方和西方之間對話的範疇較之不久前的年代已有廣泛的拓展。當我在耶魯大學唸書時，學校裡只有一門關於東方史的課程，時間為一兩個小時，聽課學生只有6位。這一狀況在發生珍珠港事件時也沒有太大改變。當時，整個美國幾乎只能找到20多位亞洲專家。而今天，據亞洲學會會長、前駐泰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