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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的人物，顯然非常合適。
別出心裁的年度人物評選，立即引起了強烈反響和轟動。從此，封面年度人物成了《時代》封面人物新的、更為重要也更引人注目的舉動。關於年度人物的選擇標準和方式，研究《時代》的專家做了這樣的論述：
對一個人的報道從來不可能涵蓋任何一年的新聞，但是，一個人的報道卻常常會成為那一年新聞的一個難以消失的標記。那些在那一年的名聲有了巨大上升或者巨大跌落的人、那些導致新聞朝好的方向或壞的方向變化起到最主要作用的人，均可作為“年度人物”。
根據編輯的意見，此人的報道是剛剛過去一年裡可怕的或精彩的星期和月份的最好的精神反映。
他會是一位政治家，其努力使我們更接近於創造和平……或者，其舉動使我們走向相反方向。他會是一名科學家，或者神秘主義者。他會是和平締造者，或者麻煩製造者。他會是一位精神領袖、軍事領袖，或者政治強人。
從純粹美國人的角度來看，他不需要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他甚至可以是一個敵人——如1938年的希特勒，1939年的斯大林……因為這些人也改變了歷史的程序。
年度人物應該是他的時代的一個象徵。……不管是好的時代，或者壞的時代；理性的時代，或者邪惡的時代；企盼的時代，或者充滿希望的時代。（《誰在〈時代〉封面上？》第39—40頁）
《時代》20世紀90年代的執行主編蓋恩斯（James ）在為《歷史的面孔——〈時代〉封面（1923—1994）》一書撰寫的序言中也這樣寫道：
70年來，《時代》的封面勾勒出了過去我們生活故事的輪廓，在我們為人熟知的紅框裡，偉大的男女們，以及20世紀史詩般的鬥爭和事件，擁有它們各自的瞬間。
……這裡有丘吉爾，也有斯大林和希特勒，還有愛因斯坦、弗洛伊德、霍洛伊茲、甲殼蟲樂隊和畢加索。在這裡，挑戰者號宇宙飛船爆炸、聖海倫斯火山熄滅、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與結束、柏林牆修建與拆除……
在《時代》雜誌，歷史戴上了人類的面孔。盧斯和哈頓創辦本刊，基於這樣的原則：由個人而認識歷史力量乃最佳途徑。這一信念多年來在《時代》封面形象中得到反映。他幾乎每一期都選擇一位新聞人物的肖像畫或者照片。
近年來，《時代》封面已拓展其範圍，以求捕捉當今時代的事件與潮流。其結果是：《時代》設計了一些最令人難忘的封面，從1966年《上帝死了嗎？》到1990年關於紐約城市的報道《大蘋果在腐爛》。
當然，我們仍注意選擇男女人物作為封面主題。在這個紅框裡，使你們得以目擊歷史，或者至少首先了解歷史之大概。
就這樣，從卡農開始，一個個新聞人物出現在《時代》封面上。封面上一個大大的紅色方框，紅框裡是封面人物的肖像畫或者照片，固定的版式和特點沿襲至今。隨著時間的延續，它形成了一種傳統，成了學者研究的物件，更成了今天《時代》主政者引以為自豪的歷史。
六/封面中國人物背後的中國情結
第一個成為《時代》封面人物的中國人是北洋軍閥吳佩孚，時間在1924年。此時，他的威望與權力正處在巔峰，直奉軍閥則正在交戰。
從此，每一次中國封面人物的出現，都伴隨著當時的風雲變幻。
蔣介石1927年的首次出現，伴隨著中國大革命的大起大落；馮玉祥1928年的出現，伴隨著蔣馮聯盟的形成；溥儀1934年的出現，伴隨著“滿洲國”的成立；蔣介石宋美齡1938年聯袂成為年度人物，伴隨著抗日戰爭的全面展開；陳誠1941年的出現，伴隨著重慶大轟炸艱難的日子；毛澤東1949年2月的首次出現，伴隨著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崩潰、共產黨新政權的開始；周恩來1951年的首次出現，伴隨著朝鮮戰爭的進行；羅瑞卿1956年的出現，伴隨著1955年肅反運動的結束；李富春1961年的出現，伴隨著“三年災害”後經濟政策的調整；林彪1966年秋天的出現，伴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爆發；鄧小平1976年年初的首次出現，伴隨著他的復出以及能否接替病中的周恩來；江青1977年的出現，伴隨著她的失敗和“文革”的結束；1979、1986年鄧小平兩度成為年度人物，伴隨著中國撥亂反正、改革開放的行程；鄧小平1997年的最後一次出現，伴隨著他的去世和20世紀即將結束；在長達6年的空白之後，2003年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