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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也遭到學生毆打：
後來，有一天，有些學生提議他們應該去攻擊國民政府，所以學生就到了那裡。在國民政府門前，他們看見並且認出了坐在人力車上的蔡元培先生。有些人喊“打！打！”並且把他從車上拖下來。蔡受了傷，但並不太重。這證明這些群眾示威的目的不是直接反對我或任何外交政策，而是反對蔣介石領導的政府。（《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第422頁）
顧維鈞深深感到身為中國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來，外交官與民眾的處事方式顯然是基於不同的原則。民眾重視的是感情，支配行動的往往是情緒；外交則不同，重視的是現實力量的對比狀況，引導其行為方式的是對自身力量和國際局勢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損失在妥協中爭取最大的利益。用他的話來說，“人民外交”與職業外交是完全不同的。而他和他的中國同行們，常常遇到的難題恰恰就是不得不陷於彼此的矛盾衝突之中而難以周全。他這樣寫道：
曾記得在哥倫比亞大學時，穆爾教授常說外交即戰爭，是和平時期的戰爭，只是武器不同而已。必須估計對方及自身的實力。……我談到中國有一句為大家普遍接受的諺語：“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在外交上卻不能接受這條成語，因為國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達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對方也這樣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為這樣就無法達成協議。
……“人民外交”總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為口號，是永遠成功不了的。那樣只能把談判搞糟。
特別是在人民外交當中，由於離不開公眾輿論和大眾的支援，一個人很容易做一些討好公眾的事，而不總是光考慮民族利益。如果是民族利益，那就是永恆的，不因時間、輿論或黨派而改變。因此，當國內人們批評中國的外交家們沒有政治頭腦時，我接受了這種意見，因為；如果一個外交家有了政治考慮，那他的外交就很危險了。……在中國，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人民外交”的口號已經成為非常時髦的口號，群眾組織起來大遊行或組成代表團對中國的代表們施加壓力，常常造成災難性的後果。（《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第397頁）
這是作為外交家的顧維鈞的思考與憂慮，但要想讓民眾接受之，淡化情感的悲憤與刺激，何其之難！那麼，既然他選擇了這樣的職業，他，以及其他外交官，在中國民眾的憤怒中，也就只能被斥責、被謾罵，甚至被毆打。他們只能在令人失望的政府與群情激憤的民眾兩者之間尷尬周旋，以他們的方式揹負民族的苦難。這或許是長久難消的矛盾與衝突，未來的日子裡仍會將他們糾纏。
封面中國 第五章（17）
在一片攻擊聲中，王正廷、施肇基、顧維鈞很快相繼辭職。隨後，1932年2月，國聯決定派遣由英國前代理印度總督李頓（）為團長的調查團，前往東北調查“九·一八事變”及局勢，顧維鈞再度被任命為中國代表參加。在赴任前，他致電外交部長羅文幹表明自己的態度：
如果我的生命遭到任何不測或者為國犧牲，我認為那是極大的光榮。我又說，作為中國代表那是我的應盡之責。我早就決定獻身於中國的事業；在執行職務時，我自己就像任何一名被召喚去為國戰鬥的戰士一樣，義無反顧。（《顧維鈞回憶錄》第1卷，第425頁）
讀到這裡，我似乎對民族危難之際的外交官多了一些理解，他們表現出來的是另外一種形態的民族感情與國家責任感。說實話，以往我們對這樣一些職業外交家缺乏瞭解，更缺乏理解與認識。在歌頌激情的同時，理性是否也應得到重視與肯定呢？
魯迅的聲音也與眾不同。與顧維鈞這些外交官還不一樣，魯迅從來沒有認可過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對當權者他一直持批判態度。但在“九·一八事變”後民間掀起的抗議與反日潮流中，魯迅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另有自己的思考，表現出他的冷靜與深刻。1931年11月30日，他在上海《文藝新聞》發表雜文《“日本研究”之外》，忠告中國青年：
在這排日聲中，我敢堅決地向中國的青年進一個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們效法之處的。譬如關於他的本國和東三省，他們平時就有很多的書，——但目下投機印出的書，卻應除外，——關於外國的，那自然更不消說。我們自己有什麼？除了墨子為飛機鼻祖，中國是4000年的古國這些沒出息的夢話而外，所有的是什麼呢？
……尤其是應該研究自己：我們的政治怎樣，經濟怎樣，文化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