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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關於中國),似有說不完的話題。”後來,到北平後,盧斯曾有機會與胡適等中國學者聚餐,塞夫林豪斯寫道:“盧斯如通常一樣,不停地向這些學者提出問題,如共和的進步、國際關係等。”“他總是談話的中心。我很吃驚他熟知如此之多領域的事情。”
在這次重返中國的行程中,盧斯隨身帶著一些書和資料,都與中國和日本有關。他最大的興趣是蔣介石,以及與之有關的宋氏家族。《盧斯和他的帝國》一書作者寫道:
從一開始,宋氏家族的故事就令盧斯為之興奮並可能吸引他的一生。查理宋從美國回到中國,作為向同胞傳播美以美教的傳教士,他又像一個商人一樣創造了財富,並資助他的四個孩子,創造了極為驚人的奇蹟。這四個人都與孫的繼承人、努力統一中國的新強人蔣介石,有著政治或家族的關聯。當蔣與蘇維埃俄國打得火熱時,《時代》對他冷淡,只將之視為另一個軍閥而已。但1927年是他一生中的關鍵一年,他與俄國人決裂,屠殺數以千計的共產黨人,拋棄結髮之妻,轉而與美以美教徒宋美齡結婚。《時代》態度改變,開始充分認識他,蔣的肖像上了封面。報道稱,他正在讀《聖經》,他歡迎基督教傳教士到家中做客。1931年,他皈依美以美教,與此同時,馬克思的思想也在中國發展。《時代》再度給予他以榮耀。在此之前的10月,蔣和夫人一起出現在封面上,並以同情的態度報道他所面臨的共產黨和日本人雙重威脅。盧斯現在希望能更直接地認識宋氏家族。(《盧斯和他的帝國》,第93頁)
此次來到中國,盧斯沒有見到蔣介石,但宋子文特地乘飛機從南京到上海與之見面。盧斯很高興能與宋子文見面,他在備忘錄中記錄說:“他拒絕見任何人——除了《時代》和《財富》的主編,這兩種雜誌他都訂購。”盧斯的傳記作者也寫道:“這位高個子的銀行家、蔣的財政部長,非常注意建立公共聯絡。宋正在歡迎一個重要的夥伴,一個他可能希望不需要巴結的人。”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的發展將證明,宋子文這一次重視盧斯的來訪,與之結識併成為朋友,無疑是他的聰明之處。正是在盧斯的積極參與下,美國民間援助中國抗戰的募捐活動才開展得有聲有色。
盧斯會見宋子文之後,從上海沿長江而上,然後從漢口前往北平。在前往北平的火車上,盧斯意外地遇到一位共產黨人:
他們前去北平。“火車時速從未超過25英里。夜幕降臨後,我們穿行在山巒之間,這是土匪猖獗的地區,但並無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第二天,一位旅客是有教養的中國共產黨人,他去過莫斯科一段時間,會講英語。很自然地,他和盧斯之間進行了一場關於共產主義理想的緊張但又禮貌的爭論。誰也沒有說服對方。“討論進行時,我完全被忽略了。”塞夫林豪斯有趣地寫到。(《盧斯和他的帝國》,第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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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六章(4)
這位與盧斯同車旅行並敢於公開其背景與經歷的共產黨人到底是誰,暫時無法考證。但這樣的交談,與行走中國的目擊景象交織一起,加深著盧斯此次中國之行的印象:日本在入侵;共產黨在中國頑強地存在著,國民黨正對紅色蘇區進行圍剿。
幾乎與盧斯同時,另一個美國人也在1932年啟程前來中國,他是岡瑟·斯坦(Gunther Stein),在以後12年裡,他將先後擔任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英國《新聞紀事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遠東的特派記者。他回憶初到東方的見聞:
我第一次到遠東是在1932年。那時中國國民黨軍隊正在同共產黨軍隊交戰,而日本則正不動干戈地完成他們對“滿洲”的征服。他們的軍隊佔領著上海外國管轄區以外的港區。……
我到了東京。
當時日本的陸軍部次官,後來是戰時內閣總理之一的小磯將軍,在招待我的宴會上為日本的行為辯護,其論點之一便是中國的不統一。
他說:“自稱是國民革命者的人動員成千上萬人互相殘殺,政府利用大量的外國裝備來武裝它的陸軍和空軍,與人民為敵,這樣的國家不配為國際聯盟的一員。只有少數孤立的匪徒在“滿洲”抵抗日本帝國的軍隊,這個事實比你們新聞記者和國聯代表所能得到的調查,更好地證明日本並未對一個獨立國家採取侵略行動,而是一個善鄰,對“滿洲”受到暴政的3000萬不幸的中國人盡它神聖義務,重建秩序。”(《紅色中國的挑戰》,第11頁)
從東京來到上海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