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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四章（9）
在上海主編《密勒氏評論報》的鮑威爾，曾和美國《紐約時報》記者一起去採訪過馮玉祥，他講述過這樣一個頗有意思的細節：
《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自我介紹一番後，說：“馮將軍，你長得真高大！”身高6英尺，肩闊腰圓的馮玉祥答道：“是的。你要是砍下我的頭，頂在你的頭上，那麼我倆就一樣高了。”這位記者聽了這話後，嚇得幾天睡不著覺。（《鮑威爾對華回憶錄》，第90頁）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另外一位在20年代多次採訪過馮玉祥的外國記者。她第一次見到馮玉祥是在1925年冬天。在大雪紛飛的冬日，斯特朗乘坐火車，在寒冷中往北京西北方向走了兩天，抵達位於內蒙古沙漠中的馮玉祥的軍營。她說她是慕名而來，見到的是一個表情冷漠、高大健壯的人。兩年後，斯特朗1927年4月再次來到中國，並隨武漢政府代表團前往鄭州，她又見到了馮玉祥：
馮玉祥本人在我們到達之後才來鄭州，這也許是偶然的，也許是他出於對自己應有的威望的考慮。這後一種做法外國人難以理解。這樣，他在車站受到了赴會的所有顯赫人物的歡迎，而他們自己則只受到馮玉祥部下的歡迎。他故作儉樸地從一節貨車上下來，他的發言人告訴我，他坐貨車是“因為我計程車兵兄弟也坐貨車”。很久以後我才聽說，馮玉祥在鄭州的前一站才上了那節貨車，在這以前他一直坐在同一列火車的一節舒適的私人包廂裡。馮玉祥的儉樸，是故作的姿態，但比單純的姿態更具深意：這是個有用的軍事策略。他在鄭州執行這樣一條紀律：禁止舉行任何每盤菜價值一元以上的宴會。這樣就防止了中國官員通常在宴會上浪費時間和錢財的現象。用儉樸的名聲來節省開支總比被說成吝嗇要好聽些。（《千千萬萬中國人》，第72頁）
馮玉祥也回憶過自己抵達鄭州的情景：
車到鄭州，站上人山人海，有許多軍隊與人民團體，汪精衛……等先生亦都親來歡迎。這情形出乎我的意外，覺得實在愧不敢當。我揹著把雨傘，穿著一身棉布褂褲，束一根腰帶，下車一一握手。（《我的生活》，第557頁）
或真，或假，“基督將軍”就是以這樣的姿態吸引著世人目光。
斯特朗說，馮玉祥離開最後一次會議時，由他的外事代表把他對斯特朗書面問題的答覆轉給了她。他宣稱對武漢政府和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絕對忠誠，還宣佈他的部隊將要改組成為國民黨軍隊的一個組成部分。斯特朗寫道：“帶著客客氣氣得來的勝利，火車向南駛去。我們這些旁觀者以為聯合成功了。”然而，幾天之後，馮玉祥趕到了徐州，與那裡的蔣介石也舉行了會談。最終，他選擇了與蔣介石的合作。
馮玉祥轉瞬之間的突變，令人詫異。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他有過一次突變。身為直系主將之一的馮玉祥，反戈一擊，轉而與奉系聯手，出奇兵攻佔北京。先把曹錕軟禁，復從背後進攻直系主帥吳佩孚，這被看作是馮玉祥一生中最大的一次突變。而現在，1927年，一週之內，在武漢政府與南京政府之間，馮玉祥的態度又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再次令世人瞠目結舌。
於是，在講述馮玉祥的“優點”的同時，《時代》還以“叛徒的過去”這樣一個小標題，用更多的筆墨報道馮玉祥“叛變”的故事，以及不同人的種種議論：
儘管幾乎所有當代中國的記者、歷史記載都把馮描述為“叛徒”，但直到上週，基督元帥的朋友一直對這一說法感到氣憤。傳教士們有充分理由得出與記者們完全相反的結論，在這一點上，山東齊魯大學的邁納（Miner）小姐的說法最有代表性。她上週寫道：“人們指責馮元帥‘拋棄’或‘背叛’高官、盟友等與之相關的事件，我對之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馮因他的‘背叛’不得人心，但與那些沒有遠見和勇氣這樣做的人相比，他並不丟臉。”
如此富有邏輯和奧妙哲理的看法無人能反駁。具有眼光背叛上司並將之打敗，令其臉面盡失，這樣的人不會獲得普遍敬重，馮玉祥自然難逃此命。
封面中國 第四章（10）
具體來說，1924年10月，馮玉祥是坐鎮北京的“儒將”吳佩孚元帥手下的一位將軍。大軍閥張作霖從滿洲前來與吳交戰。基督將軍受到其上司吳佩孚的絕對信任，吳開赴前線與張交戰，馮則指揮吳的另外三分之一的部隊。接著發生的事情，由華盛頓大學的高恩（Herbert H。 Gowan）教授如實地記錄下來：“（當馮率軍）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