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國

第17部分 (第3/4頁)

東軍也似乎名正言順地應運而生。在他們的部署與保護下，大規模的日本移民東北的墾荒計劃得以實施。而這卻不是目標的終結，只是走向目標的開始。

最後的目標就是侵吞。對日本來說，廣袤而富饒的東北實在是最誘人的一片土地。因此，日本對東北的覬覦，早已不是秘密，它欲將之吞併竊為己有的意圖，也早為外人深知。

早在1907年10月31日，德國駐北京的公使在致德國首相的公文中這樣說：

我現在要假定，目前無論歐洲列強或美國都不想瓜分中國，但是，日本要在不久時間以內用它的行動強迫列強進一步從事於中國問題。……我極端相信，把日本天皇搬到北京是浮現在日人眼前的最高目標。（《德國外交檔案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第28頁）

幾年過後，1912年7月25日，德國代理外交大臣的記錄中這樣寫道：

南滿終究不能避免被日本歸併之命運……滿洲是中國將來最富饒地區之一。德國在該處的商業在中國統治下將比在日本統治下有更好的前途，是不容懷疑的。一旦日本人感覺他們完全是滿洲的主人翁，儘管門戶開放的一切保證，在大的經濟問題上，像所謂政府買賣，將沒有什麼留下給德國人，而小商業顯然也將全部轉入日本人手中。（《德國外交檔案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第3卷，第443頁）

讀這些德國人多年前的觀察與分析，就該知道黑色“九·一八”的降臨，遠不是一個偶然。

五/“大亞洲主義”幻想的破滅

目光從柳條湖移到旅順口，從1931年上溯到1905、1900、1894……我看到了東北由來已久的苦難，看到了中國不斷地被蠶食的悲哀，也就更加有必要去細細體味中國民眾當年面對日本的崛起和虎視眈眈所產生的複雜情感：反省、痛切、尷尬與憂憤，它們無奈地纏繞、混雜、交織在一起，伴隨著一個民族的興衰與救亡。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中清王朝艦隊全軍覆沒，臺灣因而被割讓，這對中國人的精神打擊恐怕更大於鴉片戰爭中敗給西方列強。一個習慣於以泱泱大國姿態傲立於東方的古老帝國，忽然發現自己竟是如此不堪一擊，一夜之間就敗在歷來被輕視甚至被藐視的一個小小島國鄰居手下。然而，在這場戰爭中被打敗後，中國與日本卻形成了一種特殊關係。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的迅速崛起，為渴望實現強國夢的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參照系。戊戌變法失敗後，日本是康有為、梁啟超等改良派的避難所，是他們創辦刊物的首選地。義和團運動之後，赴日留學掀起高潮，在上世紀初奔赴日本的青年人中，我們可以看到諸多重要人物的身影：秋瑾、蔡鍔、黃興、廖仲愷、陳獨秀、蔣介石、汪精衛、閻錫山、孫傳芳、魯迅、李叔同、周作人、周佛海等。孫中山等志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黨人，也把日本作為主要活動基地。1905年，同盟會在此成立；1914年，國民黨前身中華革命黨也在此成立。辛亥革命後，赴日留學再掀高潮，在後來諸多重要歷史人物中，可以看到周恩來、郭沫若、郁達夫、田漢等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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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五章（10）

這的確是世紀之交時中國出現的特殊現象。痛定思痛，中國青年想親身考察日本崛起的奧妙，清王朝則想借派人留學為自己培養未來的人才。不管動機如何，最後發展方向如何，有一點則是明顯的，它影響著中國未來的發展，也深深影響著現代中國與日本的複雜關係。

在注意留學高潮的同時，更值得注意的、對現代中日關係影響更為直接的，是大批反清志士前往日本尋求日本政府、民間勢力的支援，在大量中國留學生中發展新生力量。有一點必須正視，一些革命黨人為了急切地藉助日本力量達到推翻清王朝的目的，從而淡化或忽略了日本對臺灣的殖民化和東北的蠶食。當孫中山的同盟會最初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時，不少仁人志士還停留在排斥滿清政權的明王朝遺民的意識上。他們想恢復的是幾百年前漢人的王朝，他們把統治中國幾百年已經與中華融為一體的滿清，還視為“異族”，甚至把關外的東北，還看作是征服明王朝之前的遊獵民族馳騁的荒漠大地，與傳統意義上原有的中華無關。他們的這種口號和意識，對一般民眾也產生一定影響，使他們更關注列強對自身利益和權利的侵害與蠶食，而對遙遠的關外中國領土上正在發生的更大範圍的侵害與蠶食，相對淡漠，反應也不強烈。這一點，直到“五四運動”前後民眾的國家意識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