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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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聯絡也暗示了這樣的牽連。據說張敬堯將軍每天都在天津的寓所裡接見日本的來訪者，而孫美瑤是張以前的部下，發動進攻的那天，孫美瑤剛從張那裡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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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中國　第二章（10）

老洋人與孫美瑤大致相似，他們都不只是傳統的散兵遊勇式的土匪，也不限於單純的打家劫舍。他們如同一支龐大的軍隊，製造著轟動中外的事件，如一陣陣旋風，掀起政局大波動。這就難怪，當年的媒體，將他們冠以“兵匪”而非“土匪”。兵與匪，忽而匪，忽而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樣的兵匪，在20年代直系、奉系、南方政府的對峙與較量中，在與吳佩孚為敵的大棋盤上，他們是重要的棋子，扮演著特殊的角色。貝思飛提到了這樣的傳聞：

在1922年至1923年間，孫中山在準備第一次北伐時，據說與豫西的兵匪有過聯絡，要他們騷擾吳佩孚防線的後方（可能是委託樊鍾秀和老洋人）。當老洋人在1923年被改編成軍隊後，據說孫中山的代表依然留在他的隊伍中，而且還在第二年夏天勸說範明新在北伐軍到達湖南、進入華北時進行策應。據孫中山的一位助手在信中說，臨城的土匪打起“山東自治建國軍”的旗號也是受到南方的鼓勵。南方勸告他們儘可能推遲解決釋放人質的問題是為了給北京軍閥當局製造最大的麻煩。

不知貝思飛的敘述是否準確，但另外一個史料多少可以看出，任何重大歷史事件一旦發生，各方之間總是互為關聯、互為影響。1923年6月29日，在發生臨城劫車案一個多月後，廣州南方政府的大元帥孫中山及其外交部長伍朝樞就這一案件聯名發表一份對外宣言，宣言中談到臨城劫車案：

臨城劫車一案，外人詫為奇聞，吾民則司空見慣。類此之案，且未可更僕數。試觀臨城，四周百英里以內，北方軍閥奄有五省之地，擁有五十萬之兵，而尚出此巨案，其禍國殃民，顢頇僨事，為何如耶。……（《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151頁）

歷史就是如此錯綜複雜。或許吳佩孚當年就很清楚，當他為清剿這些兵匪忙於調兵遣將而元氣大傷時，在一旁暗自發笑的對手，一定不止一個！

孫美瑤死了。老洋人1924年1月也在吳佩孚重兵清剿下被逼得疲於奔命，最終被手下人擊斃。然而，土匪現象一直存在著，“匪”與“剿匪”的概念，在很長時間裡也成了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政治術語。對立的雙方，無論執政者或者反叛者，都習慣將對方稱作“匪”，哪怕這“匪”在政治含義上其實早已大大不同於孫美瑤或者老洋人。

真正意義上的土匪，不可能擺脫歷史大漩渦的波動。在依然錯綜複雜的###和軍事鬥爭中，他們要麼被利用，要麼被改造被整編，要麼被剿滅，不會有別的結局。他們的生存方式、作戰方式和策略，對於處在弱勢的政治力量，無形之中也成了可資借鑑的經驗。

土匪，或者說兵匪，當時糾纏著吳佩孚，爾後仍將把歷史糾纏。他們是歷史舞臺上不斷變換臉譜的角色，為歷史敘說，提供一個又一個傳奇。

六/不懂政治的軍閥

誰能想到，在《時代》封面上出現後還不到1個月，被稱作“中國最強者”的吳大帥，就從聲名的巔峰跌落了下來。

給他致命一擊的是他的部下、直系的另一個著名軍閥馮玉祥。直奉大戰開始後，直系軍隊王懷慶指揮的第二軍潰不成軍。1924年10月12日，吳佩孚親往山海關督戰，也未能挽回敗局，只得退守秦皇島，急調後援兵力前來。正在此時，任直軍第三軍司令的馮玉祥，暗中與奉系結成同盟，從前線奔回北京發動兵變，將曹錕囚禁，吳佩孚匆忙之中，不得不率殘兵乘船逃離，風雲一時的直系自此轉入頹勢。

在馮玉祥看來，自信、自傲的吳佩孚，卻是自調兵遣將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失敗的禍根，而非他的反戈一擊。在4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中，馮玉祥講述了一段吳佩孚在北京討逆軍總司令部的有趣故事：

四照堂四面都是玻璃窗，電燈明如白晝，廳中置一長條桌，挨挨擠擠，坐滿60多人。大家坐了許久，才聽到有人大聲地報告道：“總司令出來啦！”嚷著，吳佩孚已經搖搖擺擺走到堂中。且看他那副打扮：下面穿著一條白色褲子，身上穿的是紫色綢子的夾襖，外披一件黑色坎肩，胸口敞著，紐子也不扣，嘴裡吸著一根紙菸。他走到座上，即盤腿在椅子上坐下，斜身靠住條桌，那種坐法，宛似一位懶散的鄉下大姑娘，於是口授命令。……唸到中間，電燈忽然滅了，半晌才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