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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盟真義，是為主義，碎屍萬段，在所不計。”傳統形式被賦予了新的內容，只是其中真真假假，撲朔迷離，如今看來，歷史似乎只是多了一些有趣的點綴。
三人坐在一起，標誌著以往恩恩怨怨的結束，更是未來戲劇化場面的開始。
此刻，三巨頭坐在一起結為同盟，商討共同繼續北伐，直指盤踞北京的奉系大軍閥張作霖。有誰能料到，同樣是他們三位，兩年之後將成為對壘交戰的敵人。1928年張作霖在日本關東軍制造的皇姑屯車站事件中被炸死，奉系隨即全部撤至關外。不久，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歸屬南京政府，蔣介石實現了暫時的統一。但兩年之後的1930年，馮、閻聯手，與南方桂系軍隊遙相呼應，開始大範圍倒蔣戰爭——中原大戰。
1928—1930，3年硝煙瀰漫，3年風雲變幻。正是在這3年期間，馮玉祥、閻錫山兩人陸續成為了《時代》的封面人物。登場時間分別是：1928年，馮玉祥；1930年，閻錫山。
封面中國 第四章（3）
二/蔣、馮父子均在漩渦中
蔣介石與馮玉祥的第一次見面，是在1927年6月19日的徐州。擁有重兵的馮玉祥，此時正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政府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競相拉攏的物件。
6月6日的《時代》，報道了在關鍵之時出兵中原的馮玉祥：
駐紮蒙古的軍閥馮玉祥，上週大舉南下，未宣佈其進軍目的。他的龐大的由俄國裝備的軍隊，欲輕取距北京西南方向約400英里的鄭州，這是位於京漢鐵路上的一座重要的戰略要地。如果這一不確定的報道屬實，馮將軍將會在短期之內，在中國事務中再度扮演重要角色，這是他在被張作霖趕進蒙古時曾經失去的……
《時代》說得不錯，馮玉祥果然在1927年潮起潮落的局勢演變中，開始扮演關鍵角色。在與蔣介石會晤之前，馮玉祥6月10日先在鄭州與汪精衛率領的武漢政府代表團舉行了會談，並達成了一致。他被國民黨左派認為是挽回敗局的最後希望。但幾天後，6月14日，馮玉祥又向南京方面的蔣介石表達了希望會談的意願。蔣介石欣然同意，並立即於6月16日率大部分要員趕赴徐州，等候馮玉祥的到來。
馮玉祥後來這樣回憶他與蔣介石的第一次會面：
我們的車子到了碭山——距徐州還有一站——遇著蔣先生親自乘著車子前來相迎。（那時蔣先生為革命軍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地位甚高，而猶如此謙下，如此周到，真是從學養中得來。我於此等處往往疏忽，非我存心驕傲怠慢，實是想不周到。）這是我們第一次的會晤。見其丰采及言談態度，無不使我敬慕，大有相見恨晚之情。（《我的生活》，第561頁）
敬慕之中，權衡之後，馮玉祥放棄了一週前與武漢政府代表團達成的協議，與蔣走到了一起。據說在會談中，蔣介石答應每個月向馮玉祥的國民軍提供250萬元軍餉。
《時代》報道了蔣介石與馮玉祥的徐州會晤：
徐州府，距北京400英里，初現這一聯盟業已形成的景象。國民黨總司令蔣介石來了，他的軍隊原是漢口“共產黨派”力量的一部分，現已佔領了南方的半個中國。接著，在歡呼聲和標語叢中，馮玉祥大元帥也來了——他魁梧、高大、健壯，動若猛虎，上週他沒有刮鬍子，臉緊繃著，趾高氣揚，為自己擁有新的權威而驕傲。僅僅14個月之前（見《時代》，1926年4月12日），馮玉祥被滿洲大軍閥張作霖趕出了北京，張至今仍統治著北京。馮元帥撤退到蒙古，在那裡養精蓄銳。接著，他匆匆前往莫斯科，據說，他獲得大量經濟援助、裝備、軍火。然而，上週他又讓人們有了這樣一個印象：馮元帥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但又並非反對或拋棄蘇聯政府。
同期的《時代》以“最後通牒”為小標題摘要報道了馮玉祥向武漢政府發出的通電：
馮玉祥宣佈他已向漢口的中國“共產主義者”發出最後通牒，從而讓世人知道他支援蔣介石的立場。
“在漢口方面控制的地區，商人、工廠主、地主正受到工農的迫害。中國人民不需要這種暴虐現實。由於共產主義教條在湖南省的傳播，甚至在前線計程車兵們的家庭也受到迫害，他們的財產正被沒收，別的罪行也假民族主義的名義實行。
“顯然，為了實現少數激進分子組織的目的，結果把整個國家都拖進了混亂……
“現在，我考慮必須採取以下糾正措施：
“首先，已被解職的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