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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虜”——努爾哈赤們感受過多少屈辱,似乎也很容易想見。在當時的漢語資料中,就連努爾哈赤的中文名字,都要寫成——奴兒哈赤。這種無聊的心態,確曾是當日帝國臣民中的普遍情狀。不以平等之心待人,還想不受到報應,恐怕就應該被看成是沒有天理。
從史料中,我們可以知道,努爾哈赤這種痛恨的感情可不是說說而已。他對遼東漢人採取的基本國策,或者說,努爾哈赤的核心治國理念——“誅戮漢人,撫養滿洲”(《清太宗實錄》卷六十四),應該是這種感情的具體體現。
貫徹這一基本國策的實施細則,則大體可以用兩條概括:
其一,以種族滅絕式的屠殺為主,輔之以暴力脅迫其為奴;或者翻過來即為其二:以暴力脅迫其為奴為主,以種族滅絕式的屠殺為輔。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情境下,這兩種方式被交替使用著。有證據表明,這一治國理念和政策確曾得到過堅定的執行並持續了很久。可能直到努爾哈赤死後,才在他的繼任者那裡得到改變。
用今天的概念,這種情形可以被表述為,努爾哈赤從一個爭取民族獨立與尊嚴的戰士,變成了犯有反人類罪的甲級戰犯。
努爾哈赤速寫(6)
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牛頓力學定律在社會生活中同樣適用:有一個作用力,就有一個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其當日,努爾哈赤這種毫無疑問的過激反應,大約可以反證他們曾經遭受過痛苦與屈辱的深重程度。
然而,事情的複雜之處在於,當時,遼東地區的人口分佈,漢族人口約佔90%上下,女真、蒙古等部族人口約為10%左右。為了撫養10%的同族人口,誅戮——屠殺90%的異族。即便是懷有深仇大恨,作為一個政治人物,此種情形都很難被認為是富有胸懷和智慧的表現。若僅僅因為有能力、有實力殺人,或者叫富有軍事才華,便要被頌揚為“偉大”或“雄才大略”的話,這種讚美甚至這些詞彙本身,也就稱得上是令人作嘔了。
應用上述史實,大體可以知道,為什麼努爾哈赤經過如此漫長的時間——三十六年,尚且不能完全統一女真各部,經過四十四年,還無法邁過寧錦防線,進窺山海關了。這樣的統一戰爭,若打起來不艱難、經歷的時間不漫長的話,也應該叫沒有天理了吧?
知道了上述情形,自然也就不難了解努爾哈赤建立八旗制度的秘密了。
在努爾哈赤時代,女真人主要以漁獵為生,在山林水草肥美之地,各隨血親族黨屯寨居行。女真人不論男女都必須參加射獵,只留養育嬰孩的婦女留守駐地。他們的謀生技能與軍事技能相一致,生活形態與戰爭形態相一致,生產條件與戰鬥條件相一致,遂形成全民皆兵的社會。他們不同部族之間各居一方,彼此間視弱肉強食為常態,不同族群間同類相殘時,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禁忌或特殊的心理障礙。
女真人行獵時,採用群體圍獵的方式,經常以十餘人為一個射獵單位。他們每人出箭一支,各自說明其射獵計劃,為眾人所贊成者,就被推舉出來,負責掌握所有箭矢的分配和使用,成為該團體的指揮者。其餘人必須服從排程,不許離隊越伍擅自行動,否則指揮者有權力將其處死。女真語稱此小組為“牛錄”,據說是“箭”的意思;稱眾人推舉的指揮者為“額真”,意思是“頭兒”、“主子”。射獵結束後,獵獲物按照大家的表現集體分配。遂成為血親族黨部落的基本射獵單位,既適用於針對大自然的戰爭,也適用於針對人類的戰爭。
每年秋季,野獸即將過冬而最為肥美之際,將進行一次大規模圍獵,部落中所有“牛錄”均須參加。屆時,每牛錄各出箭一支,選出一個大“牛錄額真”,為此次大獵之總指揮。女真語稱此大牛錄額真為“甲喇額真”。圍獵結束後,所有獵獲物按照參加圍獵的牛錄數量平均分配。
努爾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組織、協調、指揮、管理、後勤保障、訓練、戰利品分配等原則,差不多都是由此脫胎而來。
公元1601年即大明萬曆二十九年,隨著戰爭和軍隊規模的擴大,努爾哈赤將此“牛錄”與“甲喇”正規化為軍事制度,規定300人為一個牛錄;五個牛錄即1500人為一個甲喇;五個甲喇即7500人為一個固山,每個固山用一種顏色的旗幟作為標識。這時,努爾哈赤共編成四個固山,分別使用紅、黃、藍、白四種旗幟,於是,固山就在漢語中翻譯成了旗。此時,努爾哈赤擁有大約三萬兵馬。
十四年後,即公元16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