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政界往事系列:前清秘史(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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憚，將被視為作亂禍首，連同妻子一律處死，絕不姑息。（王先謙《東華錄》，天聰七年六月。）二貝勒阿敏之所以倒黴，應該說，和皇太極的此種思路不無干系。

仔細翻檢史料，找不出皇太極做這些事情時心理陰暗、齷齪的證據。他做得坦誠、磊落，其胸懷與古代明君如唐太宗李世民、宋太祖趙匡胤比較起來，似乎也不遑多讓。倘若沒有偌大格局的器量、胸懷、雄心和抱負，恐怕是斷然做不到的。與努爾哈赤比較起來，其高下相差就太多了。

史書記載說，皇太極的這些做法，的確令當時的許多漢官心悅誠服，甚至達到感激涕零的程度——“似此豢養之恩，雖肝腦塗地，實難報萬一也”（《清太宗實錄》卷十七）。話說得雖然讓人起雞皮疙瘩，不過，可能確也道出了當日的實情。特別是，若想一想大明帝國崇禎皇帝，荼毒那些同族同種的臣子們如豬狗草芥一般的情形，則更加令人無法不感慨萬千了。

走向智慧之宮（7）

觀察古、現代國家的政治實踐，我們不能不承認，那種能夠令近者悅，令遠者來的情形，是一種很高的治國境界。從史料中看，短短的時日裡，皇太極可能還真的部分地做到了這一點。

皇太極繼位之後，對內大力調整方針政策；對外的第一個重大舉動，則是出兵朝鮮。

從努爾哈赤死、皇太極登基，到當年十月，一個多月時間裡，朝鮮作為鄰國，沒有派人來弔唁亡靈，也不前來祝賀新汗登基。相反，接納了數量可觀的從後金國逃來的遼東漢人，據朝鮮史料記載，前後可能達到十數萬人，僅價川一地即達三千多人。（《李朝實錄》，仁祖卷十四。）這些人，在努爾哈赤編漢為奴的政策下由自由民變成奴隸，然後，不堪忍受而出逃，於是就成了前清極為有名的所謂“逃人”。為此，後金汗國和後來的大清國制定了嚴厲的“逃人法”，力圖以嚴刑酷法遏制他們逃亡，並一直延續到滿清入關之後很多年，成為前清時代名副其實的惡政與惡法。大清朝之所以曾經在歷史上特別聲名狼藉，這些始於努爾哈赤時代的惡聲惡氣惡政惡法肯定是其原因之一。

此時，後金汗國與朝鮮交涉，要求朝鮮將這些逃人一概驅逐回來。朝鮮置之不理，將這些逃過鴨綠江的遼東漢人遣送給了明朝。對此，皇太極感受到的肯定不僅僅是輕蔑，還有利益上的重大損失，因為這些人全部是滿族人的奴隸，剛剛繼位的皇太極在自己必須承受損失的同時，還必須承受這些滿族人士的抱怨與壓力。

以往，努爾哈赤時代曾經數次有過出兵朝鮮的動議，最後均未實施。最重要的原因大約有兩條：一是避免兩線作戰腹背受敵，二是沒有現實利益上的壓力和考慮。如今，和袁崇煥議和，解除了戰略上的顧慮，王公貝勒們又正因為逃人的損失怨氣沖天，此刻出兵朝鮮，立即可以得到這幫傢伙的好感與擁戴，真正做到順天應人，天時、地利、人和皆備於我。大約這是皇太極將自己繼位後第一個重大軍事行動鎖定在朝鮮的原因。而且據說努爾哈赤臨死時，也曾經囑咐那幾大貝勒，要把解決朝鮮問題放在第一優先考慮。

另外一個原因，對於皇太極必定也是如芒在背，如刺在喉。長期以來，朝鮮國王一直允###朝的軍隊駐紮在自己的領土上，並在物資、糧草、軍事裝備上很慷慨地給予支援。而後金汗國但凡想向朝鮮通融點什麼時，朝鮮全都推三阻四。翻開歷史地圖集，我們就會發現，明朝大將毛文龍率部所駐的皮島，距離後金汗國簡直是近在咫尺。因此，毛文龍不停地在東部側後翼出兵襲擾，甚至時不時就會打到距離瀋陽只有百十里地之處。打完後，便登舟揚帆而去。致使後金汗國多年不敢專心致志地向西前進。（《明史》列傳第一百四十七，袁崇煥。）此次，皇太極重拳出擊，就是希望一石二鳥“兩圖之”，既制裁朝鮮，又打擊明朝毛文龍的部隊，捎帶著安撫籠絡自己人的心。（王先謙《東華錄》，天聰元年正月。）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用戰爭來轉移內部矛盾，並用掠奪來的物資，緩解經濟上的窘迫局勢。這一點，為後來發生的事實所證明：戰爭結束後，雙方已經約為兄弟之國。阿敏仍然縱兵在朝鮮大肆搶掠。其間，皇太極曾經給過他一封急信，表現出後金汗國對物資的極度需求。皇太極在信中殷切叮囑阿敏，趕快清點搶來的糧食數量，以便派人前去搬運云云。可見，其經濟狀況已經到了不搶劫便很難維持的地步了（《清太宗實錄》卷二）。

公元1627年即大明天啟七年、後金汗國天聰元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極繼位四個月零八天，剛過完春節，皇太極就派遣三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