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日本人記憶中的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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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前輩子造孽、這輩子託生成了愚牛笨瓜。 �NFDA9�澤金治　66歲　公司職員　秋田市　&nbsp&nbsp

人民的審判與教師們�

征服人有“糖果”和“鞭子”兩種辦法。我終於領悟到，我起的就是“糖果”的作用。我生長在滿州，不可能分辨出被“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等種種美麗言辭精心包裝的滿州國的本質。正象日本剝奪了朝鮮和臺灣的母語，日語作為“大東亞共榮圈語”在滿州國被大力推廣。我為之奉獻青春的工作，就是教中國女學生學日語。純真的學生們學習認真，對我也很信賴。 昭和20年，在日滿一體的名義下，發動了“辛勤勞動動員”。每天餓著肚子踩縫紉機。我有氣無力地鼓勵學生們工作，其實自己只想哭一場。中國人中間悄悄地傳說日本打敗了，有的學生藉口生病退學回鄉了。然後，8月15日到來了。一片混亂中，哈爾濱被中共的軍隊接管。一天，突然聽說兩名以前共過事的教師被捕了。當時有所謂“人民的審判”——就是學生們一邊喊出教師的罪狀一邊用石頭砸。他們兩個讓“人民的審判”嚇得要死，飛跑著去求救，但這有什麼用呢，最終還是被槍斃了。其他學校也有幾個教師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們忠於國家方針而熱心地去工作，結果得到“殘酷使役”、“歧視”等罪名，成了中國民眾長期積聚的怒火的犧牲品。我沒有被抓，但這是否因為女學生們對我還有一點愛呢？我對此並無自信。 去年我訪問了中國，有幾個當年的學生用很好的日語給我寫信。我希望語言以和平的方式教授和學習，然後用於溝通人類的心靈。 小野三千代　65歲　主婦　三重縣&nbsp&nbsp

在古城晉州目睹的流淚的日子�

我在韓國南部的古城晉州渡過了少年時代，直到終戰。那時光有時如夢境一般美好，後來，隨著戰爭激化，卻變成了讓人流淚哭泣的日子。 一天下午，我的母親一邊換衣服，一邊哭泣。母親說，我同年級的吉松，父親就要上戰場，吉松抱住父親，哭泣著不肯放開。“太可憐了，真看不下去。” 在小學任職的M老師，聽說是內務班內務班：日本軍隊平時宿營時，每間宿舍數十人為一個內務班，由伍長或軍曹任班長，管理士兵日常生活。許多殘酷虐待士兵的現象發生在內務班。的老兵。他毆打我們的年級長和田君，只不過因為和田敬禮的時候身體沒站直。一次又一次糾正，和田君老也站不直，他就一遍一遍打下去。每天坐火車上學的東谷，有時因火車誤點而遲到，M老師不由分說就把東谷打倒在地。 戰爭越來越激烈，M老師也上戰場了。學校裡只剩下女老師。住在附近的山田先生的哥哥當神風特攻隊員戰死了。女教師誇獎說：沒有比這更高的榮譽了。 吉松的父親也戰死了。吉松滿眼含淚被送回內地。 蘇聯參戰了，從元山登陸，步步南下。母親拿出一個小瓶說，等蘇聯軍隊來了，就和姐姐吃毒藥自殺。我怎麼也不理解為什麼母親和姐姐必須死，只有默默地悲傷。 大庭達郎　53歲　職員　町田市　&nbsp&nbsp

滿蒙青少年義勇軍的實際情況�

昭和13年，我作為關東軍防疫部隊（就是後來的731部隊）的隨軍服務人員，隨部隊前往哈爾濱。那是秋天，我十八歲。第二年，昭和14年年初到初夏一段時間，我的兩個小學時代的朋友，被送回後方哈爾濱的醫院，他們原來是從東京附近加入滿蒙青少年義勇軍的。我立刻去探視，他們說，義勇軍的實際情況與內地宣傳的不一樣，讓人沒法不失望。 分配給義勇軍和開拓團的土地，不光是未開墾的土地，還包括強制收買的當地農民的耕地。一部分失去土地的農民變成了被稱為“匪”“賊”的武裝組織。 14年5月發生的諾門坎事件，以達成停戰協議而平息。日軍在這次事件中慘敗，關係親密的朋友之間會談論“蘇聯軍隊很可怕。” 這年初冬，故鄉千葉縣慄源町的朋友來信說，我們小學時代的恩師T老師，熱心地勸誘他教的小孩們應募參加義勇軍。我於是給T老師寫信說：“從住院的S、T兩同學所說的情況，以及我所知道的事情看來，將來日蘇兩國發生全面戰爭時，關東軍可能會受重創而敗北。當局勢土崩瓦解時，在滿州的日本人不得不面對悲慘的命運。因此，最好停止輸送義勇軍和開拓團。”我害怕走軍郵信會被抽查，於是貼上郵票投進市內的郵筒。後來朋友寫信告訴我，T老師收到我的信非常生氣。 石橋直方　66歲　公司兼職　熱海市　&nbsp&nbsp

臺北舊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