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日本人記憶中的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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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給發到中國去。幾個月下來，他們慢慢習慣了軍隊嚴苛的紀律，腦袋裡也給灌滿了“天皇的軍隊怎麼幹都沒錯”的觀念，一味盲目服從。很多人發現他們自己幹下的事可怕噁心到了極點，但在當時那種氣候下，幾乎沒人有勇氣抗議。正像來信清楚表明的那樣，如果有誰敢於對這些已經約定俗成、甚至已經制度化了的殘忍提出異議，就等著嚴厲的懲罰吧。 美國介入太平洋戰爭看上去給中國帶去了希望。可惜華盛頓沒從一開始就在中國戰場投入足夠的資源，而是錯誤地只將精力集中於歐洲舞臺。當著名的美國空軍“飛虎隊”隊長陳納德發誓說，僅憑空軍就能把日本人打回去的時候，當時盟軍在中國的總司令史迪威將軍曾極力告戒蔣介石不要這麼幹。他警告說：“如果空襲給日本人造成損傷，它第一個反應就是再向前推進，佔領大後方。你們會給逼得比現在再往後撤。” 果然一語成讖。1944年初，日本軍隊開始了“一號行動”：日軍如洪水一瀉千里，從中國南部他們已佔據的沿海基地，向中國腹地廣西、貴州、湖南發動攻擊。國軍在這次行動中損失慘重，但游擊隊，無論是政府方面的還是共產黨方面的，反而越發鬥志高揚。他們的每次出擊都使當地的日軍首領大暴怒，接著作出更為血腥的決定，不分青紅皂白地向中國人報復。 到了1945年，當俄國人參戰後，日本軍隊發現自己大大地自食其果。雖然一些士兵從“###戰爭”回到日本之後大吹大擂，但大部分都品嚐著慘敗，和揮之不去的罪惡感——為自己曾野蠻地參與的暴戾。沒有人急於將過去發生的事講述出來。但十年、二十年過去，這支因其徵掠而理應受到懲罰的軍隊已經有足夠的時間去反省他們都幹了些什麼。這不是一個快樂的記憶。戰後日本民眾和政府的趨向一直是減輕甚至否認暴行發生的事實。寫下這些信，是需要勇氣和坦誠的。 &nbsp&nbsp

畫紅圈的地方是心臟；不許往那裡刺！

昭和17年3月，一根杆子立在山東省單縣縣城外邊的一處牆角的地上。杆子旁邊的凹地上，五名被捕的中國士兵，雙手綁在背後，擠做一團。他們已經非常衰弱，渾身上下骯髒不堪。他們的臉在抽搐，身體顫抖不止。 這些俘虜是用來為大約20名剛剛徵募來的新兵做刺殺練習的靶子用的。在我剛到甲府連隊受訓的時候，用稻草扎的假人當靶子。但到了這裡前線，他們就用活人了。平生第一次用刺刀扎向活人，每個新兵都膽戰心驚——他們的臉嚇得煞白，站定了準備刺殺的時候，槍尖一直在打顫。俘虜被蒙上眼睛，綁到了杆子上。在他們的破爛衣服上有一個用紅粉筆畫的圓圈，標出心臟的部位。刺殺訓練開始後，站在他們身後的訓導員喊道：“準備——，畫紅圈的部位是心臟。不許朝那裡刺。聽懂了嗎？” 我本以為訓導員告訴他們那紅圈是讓新兵容易刺到要害部位，可我想錯了。不許往那裡刺，是想讓那當靶子的俘虜儘量活得長一點。 過了幾分鐘，“殺、殺”的嘶喊還在縣城外邊迴盪，那幾個被刺得滿身窟窿的俘虜，已經癱倒在一片血窪之中。 戰爭把訓導員和新兵變成殘暴的嗜血狂。這一變態心理對今天從未經歷過戰爭的青年人說來，是難於索解的。 河野正人　67歲　飯店老闆　橫須賀市　&nbsp&nbsp

燒死陳翻譯官：中國人的眼睛�

昭和16年，我所在的小隊駐紮在中國河北省府莊鎮的一個村子裡。那時候，我剛應召入伍兩年。小隊長A軍曹有一個隨身翻譯，姓陳。陳翻譯官以前曾經在大阪當電工技師，說一口流利日語，還帶著大阪口音。他個頭不高，臉圓圓的，很有人緣。 大東亞戰爭爆發後，陸軍人事部從各屯軍處抽調兵員，組成混合部隊，被派到天津去佔領英國租界。一天晚上，守備疏忽，我們的兵營遭到了共產黨八路軍迫擊炮和機關槍的轟擊。黑夜裡那爆破火光很嚇人。到天矇矇亮的時候，###敵人撤除戰鬥，轉移了。 大概在八點鐘的時候，陳翻譯官像往常一樣來上班。A軍曹把他叫到自己的辦公室。他把陳的雙手綁到背後，百般折磨，非說昨天晚上的襲擊是因為陳向八路送了情報。陳百般辯解，說昨天整個晚上都跟自己的兩個孩子在一起，可A聽都不要聽。陳翻譯的臉給打成豬肝色，腫了起來，A軍曹就面對著這不成人樣的囚犯，若無其事地吃他的早飯。 接著，陳給拉到兵營旁邊的一塊空地上。當地人擔心地從遠處看著。我被命令推上刺刀，站在他身邊守衛。A軍曹朝農民喊，命令他們圍過來。他當場宣佈：為報復昨天晚上受到的攻擊，以及懲罰陳的背叛，要把他綁在樁子上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