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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地方進行政權的改革，致使這些區域的人民感到他們的生活與軍閥統治時的生活沒有太大變化，這是非常危險的。另外以中國現有的經濟基礎也是不能支援一場曠日持久的大戰的。更主要的是北伐打到現在，軍費開支極大，若不想辦法的話，徐飛狐怕再往北打到一半時軍隊就會“斷糧”。以上這些使徐飛狐痛下決心，準備進行先期的經濟改革。
要說經濟改革，就不得不提一下趙子文了。早在1924年8月，孫中山建立中央銀行之初，鑑於趙子文有西方近代的實踐閱歷，便任命他為中央銀行行長。中央銀行建立之時，基於“發展國內實業，調劑國內金融，補助國民經濟，促進國際貿易”的宗旨，除辦理普通銀行的業務外，還經國民政府授權，代政府募集內外實業債款、發行紙幣和代理金庫現金出納及代收各項公款，實際上居於國庫地位。
在趙子文的領導下，中央銀行業務發展迅速，該行新出的鈔票甚至在國民政府統治以外的地區也能通用，至1925年11月，月週轉量比同年一月份增加二十五倍，儲蓄額增加六倍多，多項收支額增加了十倍。趙子文小心翼翼，信守中行信諾，卓有信譽。中央銀行事業的蓬勃發展，使廣州國民政府有了一個穩固、日益強大的金融中樞。這也為統一廣東財政、整頓稅項、增加收入，創造了必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