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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庖濉Ｏ執�笠搗⒄溝�100年間，有一個現象非常有意思：一方面，外部環境的市場化程度越來越高，市場化發展成為企業家、而且是政治家追求和努力的目標。另一方面，主導世界經濟主要力量的大企業，由於競爭和壟斷需要，其內部資源的配置，計劃性也越來越強。在企業外部，是市場配置資源；在企業內部，則主要是計劃配置資源。由於這個特性，在企業內部，強調了一致和統一，強調了服從。在企業中，不是你願意做什麼，更多的是企業需要你做什麼。 組織的效率來自組織的執行能力。執行能力的具體表現就是“服從命令聽指揮”。 如果出這樣一道題：軍人最鮮明的特點是什麼？我想答案十之###會是：服從。 服從具有兩個層面：從個體來講，服從是不講價錢、千方百計地接受並執行的；從組織來講，要讓成員服從，你的“命令”必須是可以操作的。如同“齊步走”口令，在執行中包含了： （1）士兵聽到口令後先邁出左腿； （2）每一步的步幅為75公分； （3）每分鐘的步頻為116步。 這些內容需要組織的統一和規範。沒有統一和規範，執行就是一句空話。規範，使組織按照同一機制和程式發展、擴張，從而具有了無性繁殖的能力。這是組織做大的必要條件。 解放軍的“一切行動聽指揮”，是建立在統一和規範基礎之上的。只有制度化才能使成員的“服從”成為一種習慣和自覺。 服從是軍人的天職，更是解放軍這個組織具有效率的基礎和前提。     。。
建章立制：無規矩無以成方圓
建章立制：無規矩，無以成方圓 規矩的制定是組織成員行為能夠全體一致的前提和基礎。實際上，任何組織都一樣。要使組織成員——從數量上說是從“2到無限多”，能夠具有統一的行為，組織者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建章立制”、確定遊戲規則的工作。所以，一個明智清醒的管理者，其在組織建設上都把很大精力放到規則的制定上。 換一個角度說，使命和目標是指組織要幹什麼；而建章立制則主要是指這個組織和組織成員不能幹什麼。 某些時候，對一個組織來說，“不能幹什麼”比“能幹什麼”更重要。 1927年9月，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從江西遂川縣準備向井岡山進發。他向部隊指出，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援，紅軍是無法生存的，所以，要愛護人民群眾。為此，他親自宣佈了紅軍的“三大紀律”： 第一，行動聽指揮； 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 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此後不久，毛澤東針對紅軍部隊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又宣佈了“六項注意”： 第一，上門板； 第二，捆鋪草； 第三，說話和氣； 第四，買賣公平； 第五，借東西要還； 第六，損壞東西要賠。 紅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贏得了群眾的真心信賴。當時流行著這樣一首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 1929年，毛澤東將“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和“不搜敵兵腰包”。至此，形成了解放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 1947年，隨著解放軍成為中國最具有競爭力的武裝集團，解放軍的大兵團作戰對其自身的軍事紀律、政治紀律和群眾紀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0月10日，毛澤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起草了重行頒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訓令，要求“以此為準，深入教育，嚴格執行”。 “三大紀律、八項紀律”的重行頒佈，對統一全軍紀律，加強部隊的思想和作風建設，具有重大的意義。可以說，許多中國人對解放軍的最初認識，是透過對解放軍“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瞭解開始的。 企業同樣需要自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1985年，張瑞敏到海爾任廠長，他規定的第一條紀律竟是“不準在車間大小便”。20年後的今天，我們聽起來可能感到有些可笑，但事實是，沒有“不準在車間大小便”這條紀律，就不可能有海爾的今天。 聯想董事局主席柳傳志也是從制定“小”規定開始帶領聯想開始國際化歷程的。柳傳志自己講：由於是知識分子辦企業，最初大家沒有時間觀念，開會經常遲到早退。為此，他規定： 誰遲到，誰罰站。但第一個犯規的是柳傳志的老朋友、公司副總經理。怎麼辦？柳傳志硬著頭皮執行了紀律，自己也嚇出了一身汗。 15年後，2004年底，當聯想宣佈收購國際著名IT企業IBM的全球PC業務時，儘管有人懷疑這個“蛇吞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