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後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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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先是要準備，然後做的時候還應該把過程拉長一點，如果完成了，把它停一段時間再做。作為一種社會中的人和事，文字上可以紀錄得非常好，但絕對不是我們一般意義上的報告文學。

96年元月18日下午；我對吳文光的第二次採訪，被一位來訪的客人打斷了。客人溫和、謙恭，是來給吳文光送一部剛完成的長紀錄片的。後來才知來客是國家電視臺的資深編導、一個重要欄目的製片人，也是曾經與吳文光合作過的朋友。

汪：你的班子是不是經常只有你和一個攝像？

吳：不，我還有一些好朋友，象于堅、李曉山（均為《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策劃）這樣的朋友，經常把他們當做策劃，給我提供能啟發我思想和智慧的幫助，比如拍《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于堅完全靠信件與我聯絡，平均一星期一封。

汪：聽說陳真對你影響很大，能談談他的情況嗎？

吳：陳真對我的影響很重要。他91年前在中央電視臺對外部，最早做關於禪的節目，但沒播出。88年拍紀錄片《中國人》，我和他在一個劇組。90年他自己拍了一部紀錄片《盆窯村》，60分鐘，用16毫米拍的，完成後參加了91年的日本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88年；我跟他一起在劇組時，聽他口談一些國外的紀錄片，印象很深。他口談了一部日本紀錄片《我的家在哪裡》，從他的口述中，我感覺到真正的長鏡頭運用在紀錄片裡有著強烈的效果，還有對人物的那種跟蹤拍攝。可以說，那時我心裡隱然的東西突然被照亮了。在拍《流浪北京》時，陳真算是我的知己。盧望平在操作上感情上比較理解，他的拍攝方式很樸實，如果不是這樣，《流浪北京》沒法拍。盧望平現在拍了一部紀錄片《滾地包》，講東北二人轉的，有幾個版本，最長的5個小時，短的3個小時。還有中央臺的吳晟煒也給過我幫助。

汪：你和鄭浩已經合作了兩個片子……

吳：朋友裡鄭浩是值得一提的，《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四海為家》都是他從頭到尾拍的。他是在沒認識我之前就想跟我合作的。89年廣播學院研究生畢業，本來是個非常好的學生，學生尖子，發展入黨，不是留校也是分中央臺，但是非常時期站穩不了腳跟。（笑）但他至今不後悔。他看了《流浪北京》後，就想什麼時候能在一起拍片子才好。後來我倆拍一個掙錢的片子時碰到了一起，一起進了凌峰的《八千里路雲和月》劇組，我做編導他做攝像，拍一些演藝人物之類。那時鄭浩就說，什麼時候跟我一起拍片，說著說著，我有一天就給他打電話，說這一天來了。那時候，他正在中央臺拍一個電視連續劇，我們約好，什麼時候要拍就叫他，他剛買了呼機，說呼他吧。後來就是一呼就來，一呼就來，拍完了《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到《四海為家》時，他已開始做公司了。那時候，面臨的是掙更多的錢和做喜歡的事但沒多少錢的選擇，但每次也是一呼就來，就這麼一個勤勤懇懇、忠貞不貳的人。他是一個非常有仁義掙錢的人，公司也做得非常出色。他的攝影很穩，我比較欣賞。機器一天都在他身上，但他從不叫累。《1966，我的紅衛兵時代》基本上就是3個人，還有一個是喬豔琳，她原在西藏電視臺，工作期滿回到北京，現在是《東方時空》的一把好手。作為助手，她拍照片，然後我還讓她把錄音全部抄錄出來，20萬字，工作量非常大，而且我要求把裡面羅嗦的字都要抄出來，〃的的的的的〃重複的地方都要寫出來。後期剪輯兩個月的時間，一天工作10幾個小時，一直堅持了下來。

還有蔣樾，他也是個獨立製片人，做紀錄片的。《四海為家》後期編輯時，他把他的二分之一編輯機借給我，一分錢不要。等到他編《彼岸》時，我幫他上字幕。互相幫助，我們是一根藤上的兩個瓜。獨立製作是件外衣

在我幾次採訪裡，吳文光家裡的電話鈴聲大多與〃北京現代舞團〃成立的首場演出有關，問的都是演出時間、票在誰手一類事兒。96年元月19日首演那天，自由藝術圈裡人來了一大幫，他們互相問候，或握手或擁抱親吻。其中有的是來拍片的，象張元、寧岱，有的是來幫忙的，如文慧，手裡拿著一大把請柬分發。

吳文光說離春節還有一個月，我們提前過節，今天是〃舞蹈節〃，前幾天張元請大家看《兒子》，那天是〃電影節〃。

汪：這幾年，老百姓比較接受紀錄片了……

吳：從91年以後，北京確實出現了比較多的紀實片，中央電視臺、上海電視臺各種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