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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個獨立師，合計四十二萬餘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因蔣氏未提到第一集團軍的編遣計劃，殊感不服，遂提出辯難。
馮氏首先提出裁兵的原則：（一）裁弱留強；（二）裁無功留有功。他因而指出，第一集團軍內所收編的南北部隊十餘萬人，應該是首先裁撤的物件。如今這些收編的部隊留而不裁，反要裁北伐有功的正規部隊，實有欠公平云云。
馮氏語畢，蔣先生便說，第一集團軍也有編遣的計劃。他要何應欽回答這一問題。何氏起立，說了些不著邊際的話，未提到任何具體方案。馮氏頗有不愉之色。此後不久，馮氏便稱病不到軍政部辦公。馮氏未稱病前，閻總司令已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急於回防，但又不便說出口。然此公工於心計，結果蔣先生留他不住，勉強允許他回太原一趟。於是馮的內心更為著急，“病”也轉劇。我們有時到馮的住處去“探病”，只見他臥房裡炭火熊熊，馮氏則臥在床上，蓋了兩張棉被，滿頭是汗，呻吟不止，好像真有大病的樣子。
蔣先生有時也親往探望馮氏，並囑他好好靜養。孰知一日，馮氏竟秘密渡江往浦口，乘事先預備的鐵甲車返回原防，並留書與蔣主席道別。
馮氏一去，所謂編遣會議自然就無疾而終。僅就原先透過的議案，成立南京、武漢、太原、開封、瀋陽五個編遣區，緩圖編遣，大會乃匆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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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國難與內戰（1）
所謂“武漢事變”之因果
一
1929年發生的所謂“武漢事變”，事實上僅是蔣先生挾天子以令諸侯、志在消滅異己的許多戰爭之一而已。
蔣先生企圖用武力消滅異己，遠在北伐剛完成時，似乎便已決定。1928年7月底，我自北平回到南京後不久，便在李濟深家裡聽到一則驚人的訊息。李濟深當時住在南京鼓樓附近一座小洋房裡，渠因曾兼黃埔軍校副校長職，故家中常有黃埔學生出入。某次，有一位粵籍黃埔生去找他，並告訴了他一項特別訊息。略謂：
蔣校長此次（1928年7月杪）自平返寧道上，曾在蚌埠稍事逗留，並召集駐津浦沿線的第一集團軍中黃埔軍校出身上尉以上軍官訓話。訓話時，發給每人一小方白紙，並詢問大家，北伐完成後，軍閥是否已經打倒，認為已經打倒的，在紙上寫“打倒了”三字，若認為尚未打倒，則寫“未打倒”三字。各軍官不知校長的用意，為仰承其意旨起見，概按照事實，作正面的答覆。蔣看後大不以為然，遂再度訓話說，你們認為軍閥已打倒了，其實不然。舊的軍閥固然是打倒了，但是新的軍閥卻又產生了。我們要完成國民革命，非將新軍閥一齊打倒不可。蔣氏最後更強調說，只有連新軍閥一齊打倒，你們才有出路，你們現在當連長的人，將來至少要當團長云云。
我問李濟深，你看蔣先生所說的“新軍閥”是指哪些人呢？李答道，蔣先生向來說話是不算數的，不過隨便說說而已。我說，恐怕沒有這樣簡單吧？我們分析之下，俱覺驚異。從這些小事上，可以看出蔣先生是如何計劃以利祿引誘其部屬，從事消滅異己的內戰。
另一件事也可證明蔣先生的居心叵測。1928年秋季，共產黨在江西已十分活躍。朱德、毛澤東在井岡山會師，江西被他們鬧得天翻地覆。江西省省主席朱培德束手無策。南京、上海的江西同鄉會也常向國民政府請願，乞加派軍隊進剿，但蔣先生置若罔聞。一天在南京，朱來訪我，說，屢請辭去江西省省主席既不準，請抽調部隊赴江西剿共又無下文，所以他擬向我“借”一軍或兩軍人，前往助剿。我告訴他說，我當然樂於調撥部隊，歸你指揮，可是我二人不能私相授受，軍隊是國家的，必須蔣先生髮一紙命令，方可調動。朱培德高興異常，立刻邀我一同去見蔣先生，請他頒發命令。
見蔣時，朱培德即將我們私下商議的事委婉陳述。蔣先生聞言，似乎很覺奇怪，望了我一眼，說，用不著自兩湖調兵去剿，江西的軍隊一定剿得了。朱培德還在訴苦說，江西共產黨已有燎原之勢，不可忽視。蔣先生說，那只是一些土匪，為害不會太大。蔣氏此言大出我意料之外，因此我在一旁坐著，終場未發一言。兩人遂掃興辭退。和朱培德同車回寓途中，我問朱說，蔣先生為什麼不要我自兩湖調兵呢？因按中國軍界的惡例，擁兵將領為儲存實力，多不願輕易出兵助友軍作戰。今我一反常例，自動允許出兵，而蔣先生未加思索，即連聲說“不需要”，實令人不解。朱培德說，那沒有什麼費解，只是蔣先生不樂意我二人要好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