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離我們有多遠--中國艾滋病調查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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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更多的則是一種認識問題。 我們應該怎樣認識ＨＩＶ，應該怎樣理解ＡＩＤＳ患者？ 首先應取得共識：我們憎恨的是艾滋病，而不是艾滋病人。 不庸諱言，作為ＡＩＤＳ患者群體，他們之中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因為自己不道德的行為染上ＨＩＶ的。我們今天應該給予理解的恰恰是得病的結果而不是去理解得病的過程。不管艾滋病是一種什麼病，也不管艾滋病患者是透過什麼途徑得的病，只要一染上病，就是病人，只要是病人，就應該得到我們一視同仁的理解和關愛。 作為普通百姓，究竟該怎樣理解艾滋病感染者呢？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專家潘綏銘教授對此有獨到的見解，他說—— 所謂“理解”，其實只是介於反對與支援之間的一種態度。誰主張過，因為理解艾滋病感染者就應該去支援甚至學習那些不道德的行為？所謂“理解”，在為數不多的榜樣人士那裡，可以表現為與艾滋病感染者親密無間；但對於普通人來說，只要不歧視就足夠了。 潘教授還說，如果我的熟人感染了艾滋病，我應該像他得了流感那樣，同樣地幫他求醫問藥，而不是退避三舍，恩絕義斷，更不是非要把他置於死地不可。如果我居住的地方發現了艾滋病人，我可能幫不上什麼忙；但是也沒有必要非要把人家趕走，更不應該無理取鬧地要求政府消滅他們。如果我能夠參與決策，那麼絕不會再搞出“嚴禁艾滋病人進游泳池＂那樣荒唐的規定了，因為那是不會傳染的。 潘教授認為理解其實一點都不難，只要真的知道艾滋病的傳播途徑，就不會自己嚇唬自己，就不會自我隔離，就沒有理由把病人當作罪犯，就能夠該出手時就出手，幫他們一把。只有這樣，在這個所謂的“艾滋病時代”裡，自己才能夠活得舒心。否則，艾滋病人毫無疑問還會增加，那時，難道我會飛到月亮上去？ 美國曾是最早發現ＨＩＶ和收治ＡＩＤＳ患者的國家，美國又曾是對艾滋病恐懼對艾滋病人歧視得最厲害的國家。好在這一頁傷心的歷史已經翻過去了，他們是怎樣平衡人們心態的呢？他們是怎樣扭轉這種局面的呢？美國耶魯大學醫學院公共健康工作者卡維·卡什努在接受中國記者的採訪時談到： 美國在１９９５年以前，公眾對艾滋病還是很恐懼的。不過隨著宣傳和教育的增多，現在好多了。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不能歧視艾滋病人的法律。即使如此，有時也還有外科醫生不願給艾滋病人做手術的現象。 公眾對艾滋病的歧視是不可能期待政府的政策改變的，也不能靠醫生，應該由從事公民健康的機構來做。要不厭其煩地對公眾說，艾滋病不是一種容易傳染的病，握手、共用廁所沒有問題的。只能一點點地改變人們的態度。 卡維·卡什努還談到一個重要點是，要把艾滋病人請到公眾面前來，與其把艾滋病患者藏起來，還不如讓他們站出來，讓他們講他們的感受，讓他們講他們被別人孤立的痛苦。每到世界艾滋病日，我們都會有很多ＨＩＶ感染者在公眾的地方演講。另外，市長、政治家、商界名流都是非常好的宣傳員，他們說一句話比我們一般的人說一百句話的效果都好，因為老百姓願意聽名人的話。 美國走過一段令人傷心的歷程之後進入一段令人振奮的歷程。 中國也是如此，在走過一段令人傷心的歷程之後正進入一段令人振奮的歷程。 北京佑安醫院是中國最早收治艾滋病患者的定點醫院之一，１９９０年至今已收艾滋病患者１００多例，透過門診已對近千名來診者進行了面對面的諮詢、診斷、治療、隨訪、生活指導、家庭病房等多方位服務。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６日，佑安醫院還專門為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成立了一個ＮＧＯ組織——“愛心家園”，除了醫院醫護人員精心治療，熱情關愛之外，還經常組織一批又一批志願者來“愛心家園”裡義務幫助病人。志願者中，有工人、公司職員和醫科大學的學生。“愛心家園”的醫護人員除了給求治者提供優質的醫療和護理服務外，還經常組織一些文化娛樂活動，給ＡＩＤＳ患者及時提供幫助及心理支援。 “愛心家園”近年鍛鍊和培養出以徐蓮芝教授、福燕護士長為首的在艾滋病防治這一特殊戰線上默默耕耘、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隊伍，他們不僅用精湛的醫術為患者治療疾病，也用無私的愛心和服務為艾滋病患者和感染者提供情感和道義上的幫助。面對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愛心家園”的醫生護士們用愛心去呵護、去挽救一顆顆曾受過重創的心靈，在平凡的崗位上用自己的行動譜寫了一曲曲愛心之歌。徐蓮芝教授在雷電交加的夜晚為病人送去餃子，自己親口品嚐為艾滋病患者及感染者配製的中藥，感受藥物給病人帶來的副作用；福燕護士長利用休息時間替患者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