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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小商人開始焦躁不安，因為他們所在的街區正迅速發展為又一個“中國城”。在巴黎奧斯曼大街的大商店裡，瀟灑的中國人正緊隨來自亞洲另一強國日本的顧客席捲而至，拉斐特商店已經有了講中國話的服務員。在全國各地的學校，家長們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學一點孔夫子和毛澤東所使用過的語言。而在許多旅行社中，北京、上海和廣東早已成為法蘭西人的旅遊熱點。
中國成了時髦，但它並不僅僅是時髦。這些現象實際上只是一些預兆，宣示著本世紀初、甚至可能是整個21世紀的一個重要經濟事件的發生：中國的實力正在蒸蒸日上，並將在世界經濟舞臺上成為主要的一極。1973年，曾在戴高樂政府中擔任部長的阿蘭·佩雷菲特完成了自己的名著——《當中國覺醒的時候》。如今，巨龍已經覺醒，高高矗立在那裡。還有一些人，像密特朗總統的前任顧問阿蘭·布伯裡，也曾於1997年發表了《中國人的世紀》一書。現在，這些預言都應驗了，並且早已開始。事實上，對於所有偉大的經濟事件和偉大的時代而言，新世紀從來都不是從真正的標準年曆開始的。從這個角度來講，21世紀的發端無疑是在1979年。
就在那一年，兩個看似互不相干的人物共同震撼了世界：瑪格麗特·撒切爾和鄧小平。按理說，這兩位20世紀末的偉大領導人之間毫無互通之處。一個出生在世界最古老的民主國家——聯合王國；另一個來自全球最古老的極權帝國——中國。前者生活的國家在18世紀末就開始了工業革命，從那之後長期屬於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區之一；而後者所在的國度非但沒有爆發真正的產業革命，還剛剛經歷了悲劇性的“文化大革命”，是地球上最貧窮的國家之一。鐵娘子是根深蒂固的英國保守人士，小個子的鄧小平則是中國共產黨的高階幹部。然而在1978~1979年，他們各自掌握了所在國家的領導權，然後共同開啟了一個世界經濟的新時代。
他們提出了相同的口號，撒切爾和鄧小平都借用了弗朗索瓦·吉佐的號召：“富起來吧！”1。1979年，他們向各自的國民發出了明確的訊號。前者在當選英國首相以後，堅決地使國家從經濟領域大規模退出。她採取了放松管制和非國有化政策，並深刻地改變了西方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從英國開始，這一潮流很快擴充套件到她的老朋友——羅納德·里根——的家鄉美國，然後緩慢但同樣有力地影響著“老歐洲”國家2。
引言（2）
在世界的另一端，毛澤東去世兩年之後，鄧小平取得了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這位小個子男人身上並沒有任何極端自由主義的氣味。如果說，撒切爾和里根的改革是基於意識形態的影響，那麼鄧小平所信奉的則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在中國，用動物來打比喻是大家喜聞樂見的修辭方式，而鄧公的名言則是“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他就是用這種說法來為自己那些有悖於共產主義教條、並觸犯了部分同志的決策進行辯護。經濟發展是他所堅持的“硬道理”，他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使自己的人民走出貧窮，走出幾十年計劃經濟之後更加惡化的貧窮狀況。在許多方面，他推行了與自己的前任——“偉大的舵手”——截然相反的做法。他首先解放了農民，然後讓工業自由化，併到處鼓勵私營經濟的發展。最為重要的是，鄧小平對外國資本敞開了大門，希望積極利用全球化帶來的大好機會。
鄧小平的到來結束了經濟上的長眠。中國在此前相當長的時間裡曾淪為全球最窮的國家之一，直到最近為止，它基本上悄無聲息。僅僅到了21世紀初，其他地方的人們才開始熱烈談論它。其實，自從1978年以來，中國所取得的成績就已經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高度。它現在的生產總值是當時的10倍，在世界上排名第6，人均收入是當時的7倍，出口額更是增長了45倍。4億中國人走出了在過去25年中徘徊不前的絕對貧困狀態。實際上，在人類的經濟發展史上，人們還從未見過一個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13億），在如此長的時期內（25年），有過如此迅猛的發展（年增長率達到了8~9％）。另外，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如此依靠外部世界——依靠外面的的市場、技術和資本——的幫助來實現自己的起飛。所有這些都使當今最有名的美國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傑弗裡·薩克斯感到歎服，他斷言，“中國是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好的發展成功的案例”。
這樣一個新巨人的崛起，一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國家的崛起，自然不能不引起許多擔心，甚至害怕。如果還要用動物來做比喻的話，那就如同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