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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6月，鮑林與塔克一起報道在瑞典哥德堡附近的斯泰農松德酒店（Stenungsbaden）舉行的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會議。第一天，經過酒店允許，鮑林在酒店附近拍照。但是，瑞典警察還是抓住了他，用汽車將他帶到了6英里之外一個農場旁邊的路上。鮑林回憶說：“當時我就覺得，瑞典方面出動了這麼多警察，這次要比上次在比利時困難多了。不過，由於我們的努力，這次在瑞典的會議有了更多的媒體報道。”
在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會員必經的酒店門口，聚集著一幫好事者。瑞典愛國者們聽說彼爾德伯格俱樂部在開會，便來到這裡想看個究竟。其後3天時間裡，鮑林要麼躲在一棵樹上，要麼藏在一座小橋上，俯瞰酒店，等待彼爾德伯格人士出現在鏡頭裡。
鮑林注意到，相對於在瑞典舉行的這次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會議，2002年在弗吉尼亞州尚蒂伊的韋斯特菲爾德萬豪酒店舉行的會議則顯得十分冷清。鮑林寫道：“與在歐洲的情況完全不同，韋斯特菲爾德萬豪酒店綠樹環繞，並沒有多少安保人員出現。因為除了我們，似乎沒有人對西方世界最有權勢的精英們匯聚於此秘密召開3天會議有多大興趣。在這裡，我們只看到了從亞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坐大巴來見證這次會議的一名小夥子。他一直是《美國自由言論報》和《聚光燈》的忠實讀者，他很清楚這次在萬豪酒店召開的會議的重要性。”
在這次會議休會期間，塔克還遇到了大衛·洛克菲勒，當時洛克菲勒正在大廳用餐。塔克寫道，洛克菲勒的笑容冰冷，眼珠滴溜溜直轉。 。 想看書來
窺探者：誰發現了彼爾德伯格的密謀（3）
晚上7點，塔克守在酒店門口，等待黑色加長豪華轎車的出現。一個身影下車之後，塔克笑著打招呼說：“您也是來開會的嗎？”
“是的。”洛克菲勒笑著說。
這時，一名保安對塔克說：“你是哪裡的？”
塔克被趕了出去。他抗議說：“我就是這裡的，因為我是一名納稅人，不能容忍他們在這裡秘密討論公共事務。”
“對不起，塔克先生，我是在執行公務。”保安平靜地說。
第二天，塔克受到了保安人員全天陪同的“待遇”。他眼睜睜看著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人從一間會議室走出來，走向走廊另一頭的會議室。塔克跟在他們後面，直到保安攔住他。
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另外一名窺探者叫做亞歷克斯·瓊斯，他出生於得克薩斯州的達拉斯，是一家辛迪加電臺的脫口秀節目主持人，還是一名電影製片人和陰謀論者，並且參加過奧斯汀社群學院。他的職業生涯始於奧斯汀社群學院一檔有線電視電話交談直播節目。1997年，他發行了其第一部紀錄片風格的影片《被創意毀掉的美國》（America Destroyed by Design）。2000年初，他成為得克薩斯州48選區的共和黨州代表候選人，但卻在3月份的初選中退出了。2006年6月8日，他在去往加拿大渥太華報道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會議的路上被加拿大當局的人攔住並扣留在渥太華機場。他的護照、攝像裝置及隨身行李被沒收。後來，他又被釋放。
對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最執著的報道者莫過於《彼爾德伯格俱樂部》一書的作者丹尼爾·伊斯圖林。他這樣描述自己：“我1980年被驅逐出蘇聯，我的父親是一名*者。這些人對我們失去興趣之後，便將我們趕了出去。我們去了加拿大，12年前又去了西班牙。我的祖父在20世紀50年代擔任過克格勃的上校和蘇聯反情報人員，因此我有更多的渠道獲得更多的訊息。不管是克格勃、軍情六處（英國情報機構）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他們的情報人員都是愛國者，他們的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因此他們往往是第一個對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計劃感到恐懼的。”
伊斯圖林稱，1992年在加拿大多倫多的一家西班牙飯店，一個名叫弗拉基米爾的據說曾經擔任過蘇聯情報特工（或者在其他間諜組織任職）的人向他透露了一些關於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的事情。伊斯圖林寫道，弗拉基米爾將彼爾德伯格俱樂部描述為一個“世界政府”，這一組織使他的命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另外一名彼爾德伯格俱樂部觀察家託尼·戈斯林1962年出生於英國肯特的格拉維森，獲得了布拉德福德大學的人類學學位。在從事家族事業幾年之後，他轉行成了一名電臺記者。搬到布里斯托爾之後，他便開始了新聞調查工作，專職跟蹤報道彼爾德伯格俱樂部。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