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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石虎衚衕。那所房子在明朝時為常州會館，後來是太師周延儒的故府，清朝之後是吳三桂之子額駙（俗稱駙馬）吳應熊的賜第。康熙十三年四月，吳三桂起兵叛清，吳應熊不久“賜死”，此府成為右翼官房。雍正二年，右翼宗學在此設立了，乾隆二十一年左右，右翼宗學從這裡遷往絨線衚衕。曹雪芹少年時因父親被控貪汙，全家從南京遷往北京領罪。成年不久，曹雪芹又因生計所迫，曾到這所絨線衚衕的右翼宗學做過短期的教習（也就是教員），但不久就因生性孤傲憤而辭職，回到了北京西山臥佛寺附近的正白旗，在那裡寫下了《紅樓夢》。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廳將於4月20日舉行掛牌儀式，開始招待中外客人。”這是當時《北京晚報》的報道。訊息一經透露，當天，義利快餐廳150平方米的店堂擠滿了來賓，大家品嚐漢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濃咖啡……人們從北京的四面八方趕來，為的是體驗一種從未有過的新鮮感；還有一些外地來京出差、辦事的人，把這兒當成京城改革開放的一個視窗，從中學習一種精神。
張卉鄭、德金在《中國第一家快餐店拆除 京城百姓告別義利餐廳》（2002年4月20日《北京晚報》）中記錄到：
義利食品有限公司辦公室主任王蓬回憶說，當時來得最多的就是知識分子，音樂、西餐、輕曼的燈光，這一切在當時最為時尚的東西立刻深入人心。義利快餐廳自開業的那一天起，幾乎每日顧客盈門，座無虛席。王蓬說，當時的日營業額可以達到6000到7000元，年營業額高達200萬元，以當時的消費水平來看，這是一個銷售奇蹟。
當時經常來這裡吃飯的顧客，大多是以衣著入時的大學生和文藝界、體育界、新聞界人士居多，也許這部分人最易於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職於新華社新聞研究所的鄭德金仍難忘第一次到義利快餐廳就餐時的情景。回憶的表情充滿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該餐廳開業後的一天，走進餐廳，輕音樂撲面而來，空調機送來清新宜人的空氣。餐廳店堂布置得典雅豪華，右側是一排明亮的大鏡子，使有限的空間變得開闊了。奶油色帶花紋的高階裝飾板鑲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潔的方桌和考究的坐椅井井排列，可調節的燈光，輕曼地灑在明淨的水磨石地板上，給餐廳披上了一層溫馨的色彩。這裡的新鮮玩意兒真不少：顧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個小小的熱風機，不到1分鐘就可把手烘乾；開票的服務員使用一臺電子計算機，又快又準；取貨處，顧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個托盤裡，端起來很方便；冷飲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他還注意到，在餐廳的入口處，設有菸酒食品櫃檯和取飯菜櫃檯。櫃檯上方掛有飯菜的品種和價目牌，如漢堡包、熱狗、三明治、西式蓋澆飯等，顧客按牌點菜後可以在櫃檯自取飯菜。
1984年春，為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為了配合旅遊事業開發的需要，北京市政府找到有80年曆史的義利食品廠，要求他們在這方面帶個頭，讓人們能吃到乾淨、營養好、合乎口味的快餐食品。“臨危受命”，義利食品廠迅速派人考察了西歐一些國家以及日本、香港等地，最後決定與香港馮秉芬飲食服務公司合作，在北京開辦一家西式快餐廳。
有意思的是，當時洋快餐的引進還激發了一些觀念衝突，從街頭巷尾到正式的會議場合，人們認真地討論著：西餐是否合乎中國人的口味？20多元的價位是不是貴了點兒？中西式結合是否利於快餐的發展？
為了說服對方，當時義利快餐廳的經營者甚至搬出了文藝界要百花齊放的方針，來證明飲食上也可以多品種經營。
長城飯店只有窗外的塵土是中國貨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資五星級飯店——長城飯店開業。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84年6月6日報道，聳立在北京市郊的長城飯店是一座富麗堂皇的20層高樓，乍看上去，它好像與周圍的環境不大協調。長城飯店是令人瞠目的暴發戶生活方式的象徵，是西方物質主義時尚的一個例項。“在這裡，只有窗外的塵土是中國貨。”
長城飯店開業歷程，記錄的是中國旅遊業在改革開放中艱難起步的歷史。
之前，國家旅遊總局和中國國際旅行社北京分社的代表，與美國伊沈發展有限公司的代表就在北京合作建造和經營旅遊飯店事宜進行了初次接觸。
經過5次艱苦的談判，雙方正式簽訂合同，共同投資7200萬美元，在北京建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