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陷落:希特勒女秘書回憶錄

第8部分 (第2/4頁)

女子，僅從外表上看，你簡直無法想象她巾幗不讓鬚眉的一面。她的黑色汗衫領子熨得筆挺，戴著鐵十字勳章。格賴姆走起路來一瘸一拐的，斜著肩。他是冒著大險飛過來的，被蘇軍的戰鬥機擊中，負了傷。現在，作為戈林的繼任，他統領空軍。不過，首先他得進手術室，讓施通普費格醫生動手術。施通普費格臉色蒼白，矜持緘默。漢娜·賴奇急著要去見元首。她全心全意忠於元首，毫無保留。今天發生的一切讓我不無驚奇，因為她是惟一與希特勒沒有私人交情的女人，她的角色是軍人，是司令官。她已陷於熱情的火海，準備著為元首和他的意志死而後已。＇…＇

那天晚上，她照顧戈培爾的孩子們入睡。埃娃又喚了大家來聚會。孩子的母親已經無法平靜面對他們了。每回跟孩子們呆在一起，她都難過得要死，過後總要掉眼淚。她和她先生已如鬼魅一般，死亡的念頭已決。

經過那房間的時候，我聽見六個稚嫩的童聲在唱歌。他們分坐在三張雙層床上，雙手捂著耳朵，好不受鄰座的干擾，唱準三個不同的聲部。唱完歌，他們高高興興地互道晚安，便睡去了。只有最年紀大的黑爾佳，時不時從明亮的棕色眼睛中透出哀傷的目光。她是最恬靜的孩子，我不免為她滿懷悲慽，因為她的童心已看穿我們大人的一切偽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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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書回憶錄　4（9）

我離開了孩子們的房間，一邊想著誰能把天真無邪的孩子們推向死亡呢。戈培爾太太已跟我談過。前面沒有別的解救了，我們都讓命運綁在一起。戈培爾太太比我們每個人都痛苦。她要面對的是六個親生孩子的死，而我們只需要面對自己的死。“我情願讓孩子們死去，也不願意讓他們受到侮辱。戰爭結束後，我的孩子們斷然無法在德國立足。”

埃娃、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齊亞利女士和我，還與希特勒一起吃飯。這會兒，我們再也找不出什麼有趣的話題了。我聽見自己說話，聲音那麼陌生。“我的元首，您認為納粹主義會復活麼？”我問。“不，納粹主義已經死了。也許，１００年內，還會有某個相似的思想誕生。信仰的力量會席捲整個世界。可德國已經失敗了。德國太幼稚、太弱小，不足以承託我的使命。”元首說著，似乎不過在自言自語。我再也聽不懂他的話了。

新帝國總理府的掩體內，每個房間都充塞著絕望的混亂。剩下的軍官有馮·貝洛、費格萊因、布格多夫、克雷布斯、赫韋爾、空軍上校鮑爾和高階隊長拉滕赫貝爾，他們都是拜仁人。除我之外，還有兩人亦來自慕尼黑。此外，還有海軍上將福斯、一些我不認識的軍官、新聞辦公室的海因茨·洛倫茨。博爾曼及其同僚也駐紮在這兒。疲憊的國民衝鋒隊和國防軍戰士出沒在走廊裡。一個戰地廚房負責給他們提供熱飲料和湯。地下到處橫著睡熟的人，女人們跑來跑去幫點忙——她們中有難民、女孩子、護士、帝國總理府的職員，有幫得上忙的地方她們都會盡心盡力。一個大房間專用作緊急手術室。外科主任醫師哈澤來自已被炸燬的沙裡泰醫院，他沒日沒夜忙個不停，截肢、開刀、包紮，做一切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沒有地方加塞病床了。沒多久，供傷員使用的內、外衣也告罄。

長長的走廊，連結著帝國總理府和元首的掩體，部分已被摧毀，薄薄的天花板掉了下來。希特勒希望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可以陪在他身邊過夜。會議室地面已經擺好幾張床墊，我們可以在此和衣睡一個小時左右，而外頭，隔著一扇沒關嚴的門，則睡著克雷布斯、布格多夫和博爾曼等幾位軍官，他們在扶手椅上打呼嚕，乾等文克的救兵！事實上，我們離地獄只一步之遙。4月25日至26日，炮火到了最猛烈的程度。槍聲就沒停過，我們躲在掩體內，卻都像在刑場上一樣。忽然，跑進來一個衛兵，告訴我們：“蘇軍的機槍正在入口處向我們開火。”他慌慌張張地跑過一個個房間，可守在這裡的人們沮喪得什麼反應都沒有了。最後證實這是誤報。只有一響炮聲的確來自近處。又能苟活一會兒了！我簡直不知道這幾個小時是如何打發的。我們不停地抽菸，不管元首在不在場。煙霧再濃烈，他也不介意了，埃娃也不再收斂她的“壞脾氣”。有時，會有從前線撤回的人呈送上報告。主力戰線一步步逼近安哈爾特車站。每每登上地面，望見戰火連天，煙霧瀰漫，我們耳邊就回響著柏林城內婦孺的悲號。我們聽說，德國女人都成了蘇軍坦克的人肉盾牌。又一次，我們不住地想，死亡該是惟一的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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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女秘書回憶錄　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