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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設辯護律師處是政府為清貧人士提供的刑事辯護服務機構，辯護處的出庭律師和檢察官一樣都必須是律師，他們往往因為經辦的案件過多，而經費有限，許多案件都缺乏經費聘請收費昂貴的專家來作證。當我向他們介紹我們化驗室的免費服務時，他們都十分高興，但是面談時，他們對我這位黃面孔的化驗室主管仍抱著半信半疑的態度。剛開始時，他們只聽取我對某一案件的一些專門意見，從不讓我在證人席上作證，擔心法官會質疑我的資格而無法透過專家資格稽核這一關；縱使我符合專家證人的資格，他們也擔心清一色的白人陪審團不會相信我這位黃面孔的專家的證詞。
在美國法庭，專家證人的資格十分重要。在學位及專業研究方面我無懈可擊，而一般來說許多專家都會加入專業協會來提高自己的可信度。在刑事鑑識這門科學裡，全美刑事鑑識協會是知名度最高的專業協會。有一次我參加了該會主辦的活動，看到會員清一色都是男性白人，當我這個東方人出現在這次活動中時，不少白人都以奇怪的眼光來看我。但畢竟這是一個能增強自己資格的協會，我仔細地閱讀了會員資格後，認為自己有博士學位，又是教授，入會資格應該不成問題。但是當我向該協會的職員遞交申請表時，一位白人理事看了我一眼，根本沒有看我的申請表，就毫不客氣地將申請表格退給我，說道：“你不夠資格！”我心裡明白，我所不具備的資格是膚色資格，而不是專業資格。此時我明白到，要打入這個由男性白人主宰的行業，要跨過這道門坎並非易事。但是我要用自己的本領向他們證明自己，我不想低聲下氣地求他們讓我入會。我沒有說什麼，就大步走出了會場。誰曾想，10多年後，這個起先不願讓我入會的學會竟聘請我做他們的理事，並請我擔任其專業期刊的編輯。
留美奮鬥（5）
我知道，不能因為自己的膚色而被人排拒在美國主流的刑事鑑識界外，我暗地下決心，一定要更努力，花更多的精力以做出些成績來，讓別人對我這位黃面板的中國人另眼相看。我抱著友善的態度與公設辯護律師合作，每一宗案件都不計較路程遠近和時間長短而前往現場勘查，每一項證據都仔細化驗。經過多次合作，公設辯護律師處的多位律師也逐漸改變他們的態度。
1976年1月，離紐黑文不遠的利奇菲爾德城發生了一起強暴案件，被告是一名沒有受過任何教育的工人，被害者在嫌犯列隊指認時一口咬定是他，被告後來也向警方自白。檢方的專家證人化驗過被害者體內留下的精液，也確定強暴者的血型與被告相同。檢察官認為證據確鑿，陪審員一定會判被告有罪。公設辯護律師查理·吉爾負責替被告辯護，經過仔細查問，被告改口稱自己是無辜的，他認罪的證詞是被警察誘騙而做成的。吉爾審閱了檢方手上的證據，也覺得無懈可擊，不過被告堅稱無辜，吉爾覺得有必要查個水落石出。他專程到我的辦公室向我介紹基本案情，我分析說，有三成的被害者都會指認錯誤，但是要證明被害者認錯了人，必須要有證據證實，因而，被告之罪取決於精液的化驗結果是否準確。
他趕忙向法院提出要求，請求法院將精液證據分出少許來讓我化驗。法院同意了他的請求，我拿到證據後馬上進行化驗。結果顯示，被告的血型雖然與被害人體內殘留精液的血型相同，但是它們的酵素型與別的遺傳因子卻不同。
傳統的血型分類是以ABO區分，按照這種模式，血液可分為A、B、AB以及O型。A型和O型的比例分別占人口的43％和46％，因而擁有相同血型的機率十分高。如果嫌犯的血型與現場留下血跡的血型不一樣，這可以為嫌犯脫罪，但是如果兩者血型相同，也不能據而確定嫌犯為罪犯，因為還可能有其他人擁有同類血型。
但是，採用電泳法等方式對血液更進一步的分析，可以辨別出血液內的酵素及蛋白質。一些常見的酵素型如PGM型，和血清型如HP型等都十分獨特，這些酵素型與血清型加起來往往能更準確地判定嫌犯的身份。
例如，假設嫌犯的血型分析結果為A型血，HP是第二型，PGM是第二型，擁有A型血的人口比例為43％，擁有第二型HP的人口比例為％，擁有第二型PGM的比例為％，同時擁有這三型別血型的可能性將是％，也就是說1000人中大約只有8位，從而使鑑識的準確度大大的提高。在這宗案件中，雖然ABO的血型相同，但是其他酵素型和血清型並不同，因此被告犯案的可能性降到零。
這是我第一次以專家證人的身份出庭作證，心裡總是有些緊張，但是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