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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張中行這樣才23歲的青年來說，是有吸引力的。周作人和胡適的課雖然新，但也帶有舊學的痕跡，可謂古風勁吹。請看他入學時那一期的《北大學生月刊》的目錄，就能知道彼時的學術風氣了。那一期的創作詩作者11人，只有一人寫新詩，其餘均為五古、七律、詞之類。24篇文章裡，涉及現實問題的只有6篇，其餘則是宋詞研究、音韻研究、民俗研究、哲學研究等。應當說，校園裡濃烈的學究氣，一下子就把年輕的他俘虜了。
第6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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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摩登的有沒有呢？那是自然的了。比如音樂賞析、美術寫生、體育比賽、文學創作，在校園的一角也是佔有位置的。《北京大學日刊》的廣告裡就寫有各類文體活動的動態。這些想必對許多青年是有吸引力的，但對張中行的誘惑是有限的。因為那時他的年齡畢竟比中學考生要大幾歲，成熟的地方多些，是能夠坐穩板凳，潛心於學術的。楊沫後來的回憶錄似乎能證明他的特點。
幾年的課下來，他收穫自然很大，對老師的印象也是深的。眾人的差異和高低也看出來了。胡適清澈，周作人駁雜，錢玄同高古，劉半農有趣，沈兼士平淡。學人的存在也是個風景，看和欣賞都有收穫。張中行一下子就被那些有學問的人吸引住了。學人的世界也是人世間的一個投影，高明的與平凡的都有，自然也讓人想起許多空幻和無奈。人在精神的殿堂裡也會有失落和痛楚，他後來也是一點點明白的。在講到馬裕藻的時候，他寫道：
馬先生早年東渡日本，聽過章太炎講國語言文字的課。在北大，我聽過他講“文字學音篇”，記得還有薄薄的一本講義，其內容想來就是由其業師那裡來的。馬先生口才不怎麼樣，講課學生感到既不生動流利，又不條理清楚。比如也是章氏弟子的錢玄同，講課就正好相反，生動而條理清楚。他身為一系之主，在授業解惑方面並沒有什麼建樹。有的人，如顧頡剛，口才也不行，可是能寫。馬先生應該有能力寫，更有機會寫，可是沒見過他寫過什麼。我有時感到奇怪，比如說，他同紹興周氏兄弟過從甚密，何以就沒有受到一點感染？與周氏兄弟比，錢玄同也屬於多述而少作的一群，可是究竟還有一些零零碎碎的傳世，馬先生是連這一點也沒有。當然，辦學，多集些有知有識之士來為人師，也是一種事業。
他在文章裡，高度評價了周作人和錢玄同，描繪了許多有趣的老師。對那些水平一般的人也並不貶斥。學界的門檻雖高，一旦進去，也能感到高山與平原、小溪和湖泊。人的多樣與學識的高遠，在那裡是能夠體察到的。張中行是個識人的人，對學識與為人的看法都很獨到，評價也算忠厚。許多年後，當那一代人漸漸遠去的時候，他才感到，自己當年經歷了一個神異的時代。北大的當年，精神的深和思想的大，後來竟沒有得到延續，在他是一個無奈和痛苦。晚年的時候，能和他一同分享這些的人，已經不多了。
四
20世紀30年代的北平，政治忽冷忽熱，學術氣依舊濃，只是和主流意識形態的距離已很遠了。北大為核心的幾所大學沉浸在純粹的學問的環境裡。左翼的文化，在北平沒有大的勢力，一些逍遙派的旁觀者的學人成了校園裡的核心人物。張中行進北大時，讀書救國的主張在校園裡也時可看到，但為學術而學術的思潮也是暗中湧動的。那時京派學人的思想開始引起他的注意。不僅一些學術著述他漸有涉獵，那些雍容華貴的美文也給他諸多的啟示。從京派文人那裡，他知道了學識與人生境界的關係。這奠定了他一生的精神基礎。談張中行的一生，是不能不講他與京派文化的淵源的。
第7節，
京派裡的許多人物，和他的關係都不淺。廢名、俞平伯、江紹原、魏建功都是他的老師也是朋友。那時京派文人講純粹的學識，注重性靈的表達和趣味的書寫。張中行由此懂得了言志的文學比載道的藝術更為重要。左翼文學的血氣和激烈之音，在他看來是速朽的存在，不必於此多用力氣。人不能離開根本的問題而求救於玄學和烏托邦的衝動。他甚至對魯迅那樣的作家的表現亦有懷疑，以為過於跟著風氣走，於生命是個大的損失。倒是周作人的沖淡，廢名的神異，俞平伯的平實，讓他頗為快慰，自己呢，也暗自覺得那是一條光明的路。
你看他《負暄瑣話》裡描寫的人物，大多是京派的要員，有的後來很少被文學史提及。但那些人的音容笑貌、學識和文采，被寫得楚楚動人。幾乎沒有八股的痕跡，喧囂的成分亦少。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