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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對孩子行為不滿的父親允許向當地法院即區法院提起訴訟。”不滿16歲的孩子可以最多囚禁1個月，16歲至成年最多可以囚禁6個月。正式手續非常簡單，就像保證不說粗話一樣，不需要書面材料，除了逮捕證之外沒有任何法律手續，而逮捕證上也不必說明逮捕的原因。如果孩子從監獄釋放出來後“再次犯科”，那麼可以再次下令拘捕。為了讓貧窮家庭也能享受到這一“服務”，法國於1841年和1855年先後兩次同意，如果某個家庭無力支付撫養囚犯的有關費用，國家可以出資。作為家長懲罰的犧牲品，孩子的待遇與少年犯沒有什麼區別，只是“沒有經過審理”而已：如果家庭，即父親不願將孩子領回，那麼可以將其囚禁至成年。
精神病患者和低能兒沒有公民所具有的權利。在1838年的法律規定下，可以應他們家庭的要求將這些孩子拘禁。丈夫對妻子的權力在此處也得到了肯定，從“西里裡的克萊芒斯”這一故事中便可以看出。克萊芒斯是愛米莉的姐姐，她們家費盡力氣才將她從禁閉中解脫出來。19世紀禁閉“瘋女人”的案例大幅增加，根據雅尼克？裡帕的統計，婦女精神錯亂的案件從1845～1849年的9930起發展到1871年的2萬起。在這些案件中，80％是應男人的要求執行的（1/3是她們的丈夫，剩下的是她們的父親和僱主）。不錯，婦女提起委託訴狀的情況要比男人多一些，這些訴狀大多是用來維護家庭秩序的工具。
父親的權力具有雙重性。他完全控制著公共場所，獨自享有政治權利。19世紀，政治是男人的專屬堡壘，吉佐甚至建議，在女人的保護區即高階沙龍內不要談論政治事件。19世紀末，共和黨人在阿爾康納蒂…維斯康蒂伯爵夫人的沙龍聚會，岡貝塔曾要求她在一天之內不對婦女開放，以便討論嚴肅的事情，伯爵夫人照做了。
父親的權力主要在家庭之內、私人領域內，即使婦女的地位有所提高，這個領域也並非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由婦女獨佔。男人是主人，首先體現在支配金錢的權力上。在資產階級家庭，他控制著開支，將妻子的零花錢限制在一定數目之內，通常僅僅能夠滿足基本需要。善良的卡羅利娜？奧爾維耶不會明白，為什麼她丈夫在普法戰爭和國內分裂時期（1871年）會為一件衣服的花費大驚小怪，而這件衣服是她唯一的支出，因為她“希望能夠體面一些”，這正是她所應盡的責任。即使是最慷慨的男士也會在開銷的控制上行使權力，這在維克多？雨果的案例中便可以看出來。出於對家族完整性的考慮，雨果拒絕給那些想逃跑的人路費，而且特別警惕他的妻子和完全依靠他的女兒阿黛爾。他抱怨說自己就是家裡的出納員。但如果情況反過來又會如何呢？在城市裡父親的財政權裡要小一些，在這裡工人和店主的妻子贏得了許多人垂涎的“家庭財政部長”之位。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父親的形象（3）
主要決定是由父親做出的。在經濟領域，他的權力甚至還增加了。在19世紀上半葉的法國北部，資產階級婦女在管理家庭事務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充當簿記員、秘書甚至是像梅朗尼克？波雷一案中的工廠經理。然而到了19世紀下半葉，她們退回到家中，與工廠沒有了任何關係。
涉及到教育尤其是兒子的教育及婚姻問題時，決定都是由父親做出的。馬丁？納多的母親認為兒子不必上學，因為她想盡快讓他在田地裡工作，而他父親在這個稍微顯示了一點開明的案例中做出了相反的決定。許多婚配是由父親們做出的，而深受莫里哀喜劇影響的母親們則站在了滿眼淚水的女兒一邊，比如雨果夫人在與雨果的奮戰中便站在了阿黛爾一邊。
在許多情況下，父親的決定是基於科學依據和推理做出的。與女人的種種特點——虔誠、不可思議、多愁善感、容易感情衝動、瘋瘋顛顛——相反，男人、父親應該時刻保持理智。以此為由，康德、孔特和普魯東將父親置於家庭之首，因為家庭太重要了，不能交給軟弱的女人來處置。
出於同樣的理由，丈夫有權監視妻子的交際、訪客、旅行和信件。19世紀末，對於這個問題曾發生過一次較大規模的爭論，爭論暴露出帶有個人主義色彩的女權主義（其中也有一些男性）的發展程度及其侷限性。實際上，當局根本沒有采取什麼措施來保護婦女的通訊隱私，而且大部分地方官員還反對試圖行使這項權利的婦女。1887年3月，《時報》要求讀者就這一問題表達自己的觀點，並且發表了收到的眾多來信。亞歷山大？小杜馬是一位堅決支援丈夫對妻子行使權利的人，他聲稱，“一位丈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