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大決戰[孫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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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事。

他們認為，就目前而言，美國是日本的頭號敵人，美國把日本炸得最慘，但是，鑑於前不久蘇軍佔領半個德國後的一些做法，又使他們不寒而慄。經過反覆爭論，他們認為，鑑於蘇聯佔領半個德國後的情況，日本情願向頭號敵人美國投降，情願讓美國人來佔領日本本上。

日本軍方亦看到大勢已去，無力迴天。但對無條件投降這一字眼諱漠如深。他們覺得，既然美、英、蘇、中各懷心計，那麼，總有空子可鑽，總還可以爭取到比“無條件”稍稍體面一點的結局。

他們主張在兩對矛盾的基礎上，展開外交斡旋：即美、蘇矛盾與中國的重慶方面和延安方面的矛盾。透過挑撥利用這些矛盾，使中國的民族抗戰分化瓦解；使盟國反法西斯陣營解體。因此，日本在這時的外交手腕是：準備對重慶和延安同時開展政治工作，對延安措施作為對重慶措施的牽制；離間美、英、蘇、重慶、延安，助長其互相爭執。

日本軍方由於對蘇聯存在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導致他們對戰爭形勢的判斷產生根本錯誤。他們認為蘇聯與日本是講信用的，因此不會對日開戰。這是因為，在中、日兩國長達八年的戰爭中，日本經常透過朝鮮半島經滿洲、華北調兵遣將。在與蘇聯鄰近的長長的“走廊”上，日軍進進出出，來去自由，與蘇軍相安無事，使日軍對中國的戰爭未受到干擾。其間雖然在“滿”、蘇邊境有那麼兩回大的摩擦，但都是莫斯科方面採取了高姿態，而使緊張局勢得以平息，同樣，在希特勒揮師從西線殺到莫斯科近郊，蘇聯處於生死存亡之時，日本人也信守了與蘇聯的友好“中立”，沒有趁火打劫，使蘇軍得以從容對付德軍。

另一方面，日本自以為深知中、蘇兩大鄰國的心底，認為蘇聯絕不會為了一個完全倒向美國的中國政府的利益，而向中國的敵人宣戰。在這方面，日本的判斷錯得更厲害，在錯誤的路上走得更遠。因為自從1945年2月雅爾塔會議後，蘇聯恰恰是迫不及待地要履行密約條款，出兵中國打擊日軍，以換取在中國的權益，以致於會議結束後沒過多久，駐重慶的蘇聯大使就找到蔣介石門上，傳達斯大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