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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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國家制定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五年計劃表明經濟發展的方向和目標，而年度計劃則是把法令推行下去的可操作性檔案。它們分別規定了每一種重要產品的產量指標。

計劃體制的最上層，是所謂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這一機構，在為這個龐大國家制定一項內部協調一致的經濟計劃方面，它的任務極為艱鉅。國家計劃委員會採用了一種叫做“物資平衡”的方法來預算生產性投入——鋼鐵、水泥、工廠裝置等等，後者的生產要與終極產品生產的目標水平相一致。在國家計劃委員會這一級，計劃替相對較廣的產品種類分別制定了產量指標。國家計劃委員會下面，是各經濟主管部門，它們在各自所主管的領域裡把計劃分割成範圍稍窄的生產指標。各個企業具體從事生產，它們各自受其特殊主管部門的控制。在企業這一級，計劃具體規定了各種產品的投入和產出。而作為供應部門的國家物資局，則負責管理各企業之間的供應關係。

貨幣與財政在蘇聯體制中起著次要的但又是無可替代的作用。一旦某企業接到生產指令，國有銀行系統就會為其提供必要的財政支援，使它能夠支付在經濟計劃中已明確規定的勞動力和物資投入費用。是計劃的生產指令，而不是信用或獲利，引發了經濟活動。

國有企業傾向於無限制地壯大自己，這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強烈地相信，大型企業更有效率，另一方面是出於實際的考慮，即中央計劃部門指揮少量的大型企業總比指揮許多小型企業容易。在企業這一級，個人全權管理是主要的原則。每個企業都有一個負責人，他有權控制企業並向企業的上級主管部門負責。黨的書記和貿易組織領導人也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總負責人才是最高的權威。

蘇聯共產黨也有與國家計劃組織平行的機構。它的中央委員會下屬的各種專門的生產部門，參與對計劃的制定和執行情況的監督。在共和國、省、地方各級，黨的書記與同級的國家機構和企業一道，在其許可權範圍內負責計劃的實施。在所有的城市裡，黨委書記都與地方行政機關的負責人和大企業的總負責人一起，保證該城市的計劃得以完成。

如果說，蘇聯體制完全以中央經濟計劃為基礎，那也有失準確。市場起著第二位的作用。消費品主要透過零售商店來分配，在這裡，消費者可以隨意購買到上架的東西，其價格由國家統一調整。不過，消費品分配的非市場形式也起著重要的作用，這包括短缺品的定量配給，在工作場所按特殊價格分配給工人、管理人員和官員的商品，以及在專門商店裡分配給高階官員的優質產品。工人主要透過勞動力市場來找到工作，在那裡，工人根據報酬的高低和自己的愛好來選擇自己的工作。不管是在生產物資上，還是在消費物資上，同樣存在著黑市，此外，企業也在官方計劃之外交易商品，這一灰色市場雖非正式但也被容忍。可是，在引發和調整經濟活動方面，中央計劃仍然是主要的制度。

蘇聯體制還包括向居民提供多方面的公共服務，而這大多數直接靠政府來完成。然而，這一制度的獨一無二的特徵，則是直接依據工作場所來提供全方位的公共服務。許多大型企業出資興辦了託兒所、門診部、學校、療養院、休閒勝地，以及其他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的娛樂設施。在蘇聯許多由單個公司構成的城鎮裡，主體企業直接出資提供本地大多數的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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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體制的政治結構（1）

在蘇聯，政治權力由兩個平行的機構來操縱，一個是國家機關，另一個是共產黨機關。在名義上，黨有一個民主的體制。黨員選舉代表，參加定期舉行的黨員代表大會，大會透過黨的決議並選舉中央委員會，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該委員會由幾百人組成。中央委員會再依次選舉一個由一二十人組成的政治局和一名總書記，負責處理中央委員會閉會期間的各項事務。

然而在實際上，權力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總書記是該制度的全權人物，他主持的政治局則是解決重大問題的決策機構。中央委員會擁有一個全職的執行機構，即所謂的“書記處”，它是政治局的執行助手。在必須選出一名新的總書記時，中央委員會就變得重要了，但通常情況下它是受政治局領導的。黨代會不定期舉行，也不擁有什麼真正的權威，而個別黨員的作用只不過是貫徹上層所制定的政策而已。

黨以各種方式在社會上行使權力。它監督政府的工作。例如，國家計劃委員會和工業部門直接向黨組織報告工作。同時，黨也透過它自身的機構，直接制定國家政策，並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