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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期望對自然作出精確的分類，還引申出什麼概念、判斷、推理之類的邏輯學。中國人的宇宙論，不經過什麼中介，立即應用到“正名定分”、“聖君治天下”之道上去，要不然來一個莊子式的一切虛無，於是，實際生活，客觀事物的考究，就被排除在士大夫的冥心思索之外去了，等等。
希臘時代有些東西，在現代的中國人看來，驚人地“現代化”。希臘世界曾經團結起來抵抗波斯帝國——希波戰爭。戰爭勝利結束之後，立即開始了以雅典為首的一個集團和以斯巴達為首的一個集團之間的長期戰爭，所謂伯羅奔尼撒戰爭。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斯寫了一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翻開這本書，我們驚異地看到，由歐洲人帶到中國、帶到全世界的一套國際關係的慣例——條約、使節、宣戰、媾和、戰爭賠款等等鴉片戰爭前中國人不知道的東西，已經盛行於當時的希臘世界。這一套國際間的法權關係，只能產生於航海、商業、殖民的民族之中。
羅馬人幾乎全部承襲了希臘傳統。他們唯一的獨創是法律，而這是近代歐洲“不可須臾離之”的東西。
不過希臘羅馬文明在東羅馬帝國卻承襲得大大走了樣。它的根幹，在西歐雖有日耳曼征服的“遮蔽”，卻和日耳曼精神混合得更向自由化走了一步。在拜占庭，它和巴比倫的東方專制主義結合，成了所謂東正教文明，其正幹是今天的俄羅斯（拜占庭末代皇帝的女兒嫁給俄羅斯的基輔大公，俄文字母是東正教教士幫助創制的。俄國人說，羅馬是第一個羅馬，拜占庭是第二個羅馬，莫斯科是第三個羅馬，永遠不會有第四個羅馬……）。拜占庭帝國的首都拜占庭，在中世紀初期，是西方唯一的商業發達城市。它的商業一大部分是透過“絲路”西運的絲綢轉口貿易。這個帝國對於商業的態度和中國一樣——當作帝國的搖錢樹看待。它的朝廷奢華，國勢衰弱，而皇帝特別裝腔作勢，顯出無上的威儀。馬克思稱之曰“沒落帝國”。
3、在這裡，宜於說說中國的城市和市民了。中國從來沒有產生過商業本位的政治實體，而且也不可能產生出這樣的政治實體。中國城市發達得很早，航海技術發達得也很早。春秋末期，吳出兵攻打齊，一路軍隊是從海上運去的。洛陽、臨淄，是早期的大城市。中世紀歐洲的商業規模，從一些經濟史文獻可以看出，那是十分可憐的。馬可·孛羅來到中國，對於當時的北京、杭州等城市的繁華，驚為天堂，而馬可·孛羅還是從威尼斯來的。拜占庭依靠絲綢轉口貿易為生，而當時絲綢的唯一來源是中國。這就是說，中國從不缺少商業。陶希聖甚至斷定，唐代的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性質。但是，中國的城市、市井、市肆，卻從來是在皇朝控制之下（參見《文物》，1973年第3期，劉志遠：《漢代市井考》），是皇朝的搖錢樹，皇朝決不會允許商業本位的城市、城邦的產生。
這是中國傳統和希臘羅馬－基督教文明傳統的極大區別之一。外國人對此是不瞭解的，正如中國人不瞭解他們一樣。最現代的一次誤會，就是英國唆使廣州的陳廉伯組織商團企圖趕走孫中山。倫敦的商人，在內戰中（17世紀）起過巨大的作用，甚至在滑鐵盧戰役中也是軍隊的骨幹。在中國，誰要是聽到商團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
4、歐洲中世紀城市的興起，更和羅馬傳統的法權觀念有關係。
中世紀歐洲城市，是一個擺脫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義務的自治體。它在法國乾脆稱作公社——mune，共產主義的名詞由此而起，巴黎公社的公社兩字，也襲用了這個傳統的名詞，這種城市自治體的內部關係是：
13世紀［英國］大小不同的城市都已多少取得一點自治。城市現已擺脫了封建的勒索，其主要目標是將它的商業掌握在它自己的市民手裡。所根據的原則是，只有對本市的自由出過一份力的人才有分享它的特權；由於市民組成商業公會，這個目的達到了……
14世紀之末，倫敦市長只可由12個大行會里選出。
上述引文，摘自英共作家莫爾頓《人民的英國史》（1962年，三聯書店版，第56—57頁）。我沒有把城市內部的階級特權和僱工等的無權狀態等文段摘錄下來，我不是不注意城市內部的階級鬥爭，我只是想指出，城市及其自治，是中國歷史上所絕對不會發生的，甚至是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沙皇統治下所不允許存在的。一個蘇聯人寫的《蘇聯通史》敘述過，俄國（大概是諾沃哥羅德）有過城市公社，不久就被帝國勒令解散了。
城市自治是怎樣取得呢？是賣買封建主的封建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