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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熊希齡沒有因此悲觀厭世,更沒有采取梁啟超的革命手段。
熊希齡好像老早就意識到民主政治革命是要“漸進式”的。如一時達不到健全資產階級式民主政治和法制,則置政治於度外,而把察言與教育合為一體,使社會平民同受幸福。
熊希齡,是位很了不起的“白璧微瑕”的平民教育家的領袖人物!
戴季陶:喜歡喊“殺殺殺”的政客(1)
《民權報》主筆戴季陶膽子大,說戴季陶膽子大,似有給他塗彩意思。
大膽的戴季陶
戴季陶,本名字良,又名傳賢,字選堂,又字季陶,筆名天仇,生於四川廣漢。《民權報》於1912年3月28日創刊,是同盟會會員中部分激進分子創辦起來的,對外自稱是自由黨的機關報。周浩擔任發行人,戴季陶、何海嗚等任主編。該報創辦於清帝溥儀退位、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讓位給袁世凱之後。當時袁世凱並沒有顯露出不尊重《臨時約法》的跡象。可是,該報創刊後很快便以反袁世凱為宗旨,把鬥爭的鋒芒直接指向袁世凱。特別是主筆戴季陶,發表了一系列以“天仇”為筆名的反袁“時評”和論說,針對袁世凱踐踏民主、破壞約法、推行專制的行徑進行了尖銳激烈的抨擊。特別是1912年5月20日,該報刊出了戴季陶以“天仇”為筆名,以《殺》為題的短評,公然喊出“熊希齡賣國,殺!章炳麟阿權,殺!”的大膽言辭。
戴季陶的文章在各地引起強烈反響,也激起了袁世凱對他的極端仇視,決定拿他開刀,下令將他逮捕入獄。
戴季陶看到拘捕他的傳票上寫著:“戴天仇鼓吹閱報者殺袁、唐(指國務總理唐紹儀)、熊(指北京政府財政總長熊希齡)、章(即統一黨領袖章炳麟)應即提究。”戴不服,當即振振有詞地申辯說:“拘票上說的什麼鼓吹閱報者殺袁,這算什麼罪狀?你們是租界的巡捕,袁世凱遠在北京,並不住在你們的租界裡,你們憑什麼抓我?”
巡捕哪管戴季陶的抗議,粗暴地將他帶回捕房。他是學法律的,很懂得使用法律武器進行鬥爭,遂向領班提出了三個問題:我這個案子,原告是哪一位?和租界捕房是什麼關係?租界捕房能否代表中國政府在租界裡濫捕無辜?問得領班瞠目結舌。
戴季陶第一次嚐到了鐵窗滋味。同室的囚犯見他西裝革履,氣宇軒昂,問道:“先生,像你這樣有身份的人,怎麼也會到監牢裡來呢?”
戴季陶說:“倉頡造字累我,鴉片條約病我,階級制度苦我,強弱關係害我。我不住租界,我不做官,我是中國人,我就到這監牢裡來了。”又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戴季陶能言善辯,巡捕房又沒有什麼把柄,不久以無罪釋放。
戴季陶自幼好學,從4歲起就跟其祖父識字,6歲入塾讀書,以後逐漸接觸一些西洋史方面的書籍。1902年進成都留日預備學校學日文,受到業師徐炯反清思想的影響。次年考入客籍學堂。因抨擊學堂監督品評課藝不公、偏袒富家子弟,而於翌年被開除學籍。該校理化教員日人小西喜歡他聰明好學,收容他在私人書齋繼續讀書。1905年秋他赴日本留學,先進師範學校,兩年後升入東京日本大學法科。
戴季陶留日期間,蔣介石曾先後兩次到日本。第一次在1906年4月,蔣介石到日本進清華學校學日語,同年冬回國,這次他結識了陳其美;第二次在1908年春,蔣介石到日本入東京振武學校,編入炮兵班。戴季陶與蔣介石在留學生聚會時相識。
1909年夏,戴季陶在日本大學畢業,回國後為謀生計,往蘇州投江蘇巡撫瑞瀲,被委為江蘇地方自治研究所教習。次年春,轉往上海中外日報社任職。後考入《天鐸報》,不久任主編,以天仇筆名撰寫社論,詞鋒犀利,言論激越,對清朝的黑暗統治進行抨擊。1911年春,戴季陶在上海與鈕有恆結婚,還來不及度蜜月,即遇《天鐸報》文字獄,清廷指名要抓他。戴季陶不得不匆匆登海輪逃亡日本。後轉赴南洋檳榔嶼,任《光華報》編輯,鼓吹革命益處,並加入同盟會。
辛亥武昌起義爆發後,上海在陳其美、鈕永建等的主持下,積極籌劃武裝起義。戴季陶回到上海後,立即投入了起義的準備工作。11月3日上海起義爆發,戴季陶與陳其美、鈕永建一起率民軍進攻上海軍事要地江南製造局。經過曲折的鬥爭,於11月促進了上海的光復。唐紹儀內閣辭職,他已走出班房,並指出:“袁世凱之帝制自為,其跡已昭昭在人耳目。”9月,孫中山受任督辦全國鐵路,任戴季陶為機要